李凯睿:晚安,打工人( 二 )
无论是把自己从“孙子”升格为“爷爷” , 还是把自己从“上班”降格为“打工” , 都是为了有一个出口可以让职场的人们能够获得自我安慰 , 在难以改变的生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XX人”这个具有明显群体认同的词语中 , 短暂地抹平了不同阶级、薪酬、职业的人的差异 , 给人们一种心理慰藉 。 当底层白领拿着3000的工资条 , 看到上司开着豪车回家时 , 心里难免会有巨大的落差 。 回到家一看朋友圈 , 上司发了一条屏蔽了老板的朋友圈:“只要我们足够努力 , 老板就能过上他想过的生活!加油 , 打工人!” 底层白领感叹着或许我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 , 刷着抖音睡着了 。作为“打工人”源头的“抽象文化” , 本身就是反主流、反精英的底层叙事 , 后来又逐渐发展成了以“脏话连篇”、“口嗨”为标志的情绪发泄 , 通过令人费解的语言行为 , 戳动人们内心深处隐秘的共鸣 。 孙笑川、药水哥等代表人物 , 也把这个亚文化群体不断推向台前 , 激起人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 。 “打工人”作为一种“反话正说”的语言表达 , 是“丧文化”的再现 。 在难以改变的现实情况下 , 它通过重新定义“工作”这个概念 , 完成了一次看似积极实则心酸的抵抗 。但逐渐的 , “打工人”越来越趋近于一种空洞的、口号式的附着 。 简单的身份切割和随意的标签化 , 固然会让“打工人”们在逐渐狭窄的阶层跃升过程中保持清醒 , 或许会为日益不平等、流动性缺失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打开一个缺口 。 但如果只是“病毒式”的传播 , 也会让我们忽视个体差异、强化刻板印象、规避对现实复杂性的讨论 , 最终维护着我们反感和痛恨的东西 。时代洪流中 , 无论是否是真的“打工人” , 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 , 都可以选择成为主动争取自身和群体权益的一员 。 不要让“打工人”这个充满心酸的自嘲只是刮过互联网的土地 , 却依旧遍地都是屈辱的“社畜” 。参考文献:[1]胡钰 沙垚.当代工人文化传播的反思与重建[J].现代传播, 2017(12): 11-15;[2]胡泳.数字劳动的无眠[J].新闻战线, 2019(13): 66-67;[3]国家统计局.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R],2020文章来源于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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