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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变化 就业重心下移( 二 )


同理 ， 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1000-3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 ， 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3001-5000元(3.72%)、15000元以上(1.38%)、5001-8000(0.23%)、8001-10000(0.18%)、10001-15000(0.00%) 。 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8001-10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 ， 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1-15000元(24.21%)、5001-8000元(5.81%)、15000元以上(2.29%)、1000-3000元(0.97%)、3001-5000元(0.67%)的其他组毕业生 。 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为10001-15000元的其他组毕业生 ， 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8001-10000元(7.23%)、15000元以上(3.67%)、1000-3000元(0.78%)、5001-8000元(0.46%)、3001-5000元(0.17%) 。 疫情后就业期待薪酬另选15000以上的其他组毕业生 ， 由高到低依次是疫情前就业期待薪酬为10001-15000元(10.32%)、8001-10000元(1.65%)、1000-3000元(1.36%)、5001-8000元(0.29%)、3001-5000元(0.15%)的其他组毕业生 。
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薪酬总体保持较高稳定性的同时 ， 依然呈现出疫情后明显的就业期待薪酬中间集聚效应 。 在疫情前后发生期待薪酬变动的毕业生中 ， 以5000元为界 ， 疫情前低于5000元就业期待薪酬的毕业生疫情后主要向5000元递增 ， 而疫情前高于5000元就业期待薪酬的毕业生疫情后主要向5000元递减 。
单位变动呈现“理性化” 以“亲缘性”变动为主
疫情前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性质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业(22.24%)、中初教育单位(18.44%)、医疗卫生单位(13.17%)、党政机关(9.35%)、民营企业(9.21%)、其他事业单位(8.50%)、高等教育单位(8.38%)、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 4.90%)、科研设计单位(4.18%)、城镇社区(0.72%)、部队(0.59%)和农村建制村(0.33%) 。 疫情后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国有企业(21.61%)、中初教育单位(18.90%)、医疗卫生单位(13.21%)、党政机关(9.84%)、民营企业(9.34%)、其他事业单位(8.92%)、高等教育单位(7.87%)、三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 ， 4.29%)、科研设计单位(3.67%)、城镇社区(1.13%)、部队(0.86%)和农村建制村(0.36%) 。
总体来看 ， 疫情前后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性质具有稳定性和一致性 ， 期待就业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三资企业、科研设计单位的毕业生比例略有下降 ， 期待就业单位性质为中初教育单位、医疗卫生单位、党政机关、民营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城镇社区、部队和农村建制村的毕业生比例略有增加 ， 但变化并不显著 。
透视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单位性质选择的内部结构 ， 课题组发现就业期待单位性质稳定性由高到底依次为医疗卫生单位、中初教育单位、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科研设计单位、三资企业、城镇社区、部队、农村建制村 。 其中 ， 疫情前后应届毕业生就业期待单位稳定性最差的是农村建制村 ， 疫情后有65.79%的毕业生另选了就业期待单位 ， 主要流向由高到低依次为城镇社区、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中初教育单位等；42.65%疫情前期待选择部队的毕业生疫情后由高到低主要流向了党政机关、中初教育单位、国有企业、高等教育单位等 。
总体而言 ， 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后就业期待单位性质变动呈现出“理性化”特征 ， 变动以“亲缘性”的单位性质变动为主 ， 如25.63%疫情前选择国有企业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 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民营企业；33.27%疫情前选择民营企业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 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国营企业；12.40%疫情前选择中初教育单位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 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其他事业单位和高等教育单位；28.75%疫情前选择高等教育单位为期待就业单位的毕业生 ， 变动期待单位性质主要是流向了中初教育单位 。
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波动最小 房地产、住宿和餐饮业稳定性垫底
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疫情前就业期待行业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32.48%)；卫生和社会工作(13.14%)；金融业(8.8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7.04%)；制造业(5.67%)；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4.87%)；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9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2.84%)；农、林、牧、渔业(2.39%)；建筑业(2.17%)；批发与零售业(1.90%)；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61%)；住宿和餐饮业(1.4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13%)；房地产业(0.7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71%)；军队(0.69%)；居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业(0.48%)；采矿业(0.35%)；国际组织(0.27%) 。
疫情后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33.23%)；卫生和社会工作(13.4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8.11%)；金融业(7.8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6.36%)；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5.72%)；制造业(5.5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3.02%)；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81%)；农、林、牧、渔业(2.37%)；建筑业(2.02%)；批发与零售业(1.8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56%)；住宿和餐饮业(1.23%)；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13%)；军队(0.91%)；房地产业(0.74%)；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67%)；采矿业(0.55%)；居民服务、修建和其他服务业(0.54%)；国际组织(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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