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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的大学生与数字时代的羊群

这是一个量化的时代 ， 每个人都在做着属于自己的算术题 。学生计算绩点与分数 ， 教授计算被引量与影响因子 ， 外卖骑手计算费用与距离 ， 职场白领计算KPI与奖金……从校园到职场 ， 从街头到高楼 ， 量化标准已深深嵌入每一个人的生活 。 我们追寻数字而生 ， 却总为数字所累 。 学生的履历竞争、职场的尔虞我诈 ， 就激烈程度而言 ， 或不亚于大国间的核武器博弈 。然而 ， 当下的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真香现场” ， 我们对各种量化标准愈是恨之入骨 ， 就愈是难以割舍 。 今天放下碗筷骂娘 ， 明天就端起碗来吃肉 。 矛盾的根源 ， 则在于量化标准是安全而合乎理性的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其著作《优秀的绵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富裕家庭生活方式就是围绕着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 。 ”你可以愤慨精英阶层将游戏规则玩弄股掌 ， 也可以质疑美德究竟如何量化 ， 但你无可否认 ， 这种饱受争议的培养模式符合了“效益正确” ， 是对工具理性的完美诠释 。 因为人们大都厌恶风险与不确定性 ， 而量化标准的确立与服从 ， 则有助于人们在波诡云谲的环境中 ， 看到可预见的收益 ， 并制定相应的行动策略 。当量化标准愈发成熟并逐步支配生活的各个角落时 ， 群体的行动模式也开始明晰 。 如同跟随人群逃离火场 。 当你身处数字时代 ， 最稳妥安全的道路就是适应并驾驭这套量化标准 。但我们在匆忙奔赴人海 ， 服从规则之余 ， 应该认识到 ， 量化标准的现实性并不能推导其正确性；同时更应反思 ， 我们为何痛恨量化标准 ， 它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如同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羊群隐喻 ， 量化标准所导致的直接结果 ， 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拥挤 ， 拥挤预示着僧多粥少 ， 它带来了“996""” ， 带来了“内卷”……而量化标准的深层结果 ， 则是带来了个人的异化 。 而这种异化 ， 在当代大学生的绩点逐鹿中 ， 展现得极为淋漓尽致 ， 同时贻害颇深 。首先是致知活动的异化 ， 在信息爆炸与碎片化时代 ， 背负着学术与实践的双重负担 ， 学生将知识的获取视为一种工作 ， 而非自我的完善的过程 。 学生们善于输入关键词搜索文献 ， 拼凑资料 ， 却忽视了知识背后的逻辑链条 。 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曾如是概括当代学生的致知活动：“对学生们来说 ， 阅读只不过是在网络以外的地方浏览 。 它是一种过滤掉无关紧要的闲散部分、并找出真正重要事情的练习……对他们而言 ， 斯密的理论不是一个论证 ， 而是固定的内容 。 ”这种致知行为的异化 ， 使得知识越来越像商品——它不再是推理过程 ， 而是等待获取的结果 。其次 ， 学生也从自身的角色中异化 。 学习的目的 ， 应聚焦于自身的提升与完善 ， 培养反思的能力 ， 在探索中收获效用 。 而当学生在资料的海洋中疲惫挣扎时 ， 往往会不自觉地成为搜集知识的工具 ， 而非知识服务的对象 。 最终 ， 回首大学生涯 ， 许多人会发现自己虽身处象牙塔 ， 却与身处职场无异 。 因为在这里 ， 知识与学生 ， 都不过是被交易的标的物 。最终 ， 我们也从同学的身份中异化 。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 你我之间的感情 ， 往往只是一场生意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多纳特（Ross Douthat）曾披露 ， 高校男女间的“约炮行为”就是为了便于满足性需求的同时 ， 还能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业与职业的发展 。 这个结论虽比较奇葩 ， 但想想行走在大学校园里那些匆匆的脚步和冷漠的眼神 ， 再想想“感谢舍友不杀之恩”之类的自嘲 ， 不禁一身冷汗 。 每每望向身边的同学 ， 脑海中浮现的 ， 不仅是彼此的关系 ， 还有他们的分数、排名以及排行榜上彼此的距离 。 单纯而美好的同学友情 ， 在当下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在数字时代 ， 我们都是量化标准这所大牧场所圈养的羊群 。 成为羊群中的一分子 ， 拥挤却安全；制定圈养的规则 ， 稳固而静滞 。 我们可以选择进入羊群 ， 但应当铭记 ， 羊群不应该是我们的最终归宿 ， 量化标准亦非最优解 。文/张愉康（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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