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公司，请逃离一线城市( 三 )
除了高等教育 ， 二线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其实也不弱 。 重庆的巴蜀小学、南京的琅琊路小学、郑州的省实验、长沙的实验小学等等也都位列全国最佳小学前十五 。 在高中组 ， 重庆的巴蜀中学和长沙的师范附中算是全国驰名 ， 成都更是有两所高中位列全国前十 ， 搞得黄冈和衡水很没面子 。所以 ， 成都不仅仅鸳鸯楼、重庆不仅有解放碑、长沙不仅有茶颜悦色 ， 这些二线城市更是有一整套不断完善的生活环境 。 要知道 ， LV国内最大的旗舰店 ， 是在成都的IFS 。2017年 ， 还没演真还传的老罗把位于北京、深圳等地方的行政、研发、设计等总部管理部门一块迁入了成都 ， 他本人还在成都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 。 搬到成都后 ， 罗老师谈了两点感受：一是同样是保利的房子 ， 成都比北京那个好得多 ， 北京15万 ， 成都才2万[1]；二是和成都太古里相比 ， 北京的太古里“土多了” 。归根结底 ， 二线城市之于科技公司 ， 其实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 房价低廉、生活便捷、基础设施完善 ， 就等大老板们拎包入住了 。
集群与需求对科技企业而言 ， 员工在二线城市买得起房、养得起家、最好能生二胎很重要 ， 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 。 通常而言 ， 科技研发有两大“引流器”：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 。产业集群是研发的试验田——格力15个研发中心全在珠海 ， 丝毫不影响董大姐追逐“核心科技” 。 而合肥引入京东方 ， 就是“产业-研发”循环驱动的经典 。 合肥依托美菱、荣事达等本土公司和政策引导 ， 吸引了美的、格力 ， 成为家电之都 。 而后又依靠彩电集群 ， 引入了面板产业 。京东方不仅将产线带到了合肥 ， 也将研发落户了这里 。 毕竟每天和家电企业打交道 ， 才能更敏感判断行业的趋势 。 而合肥面板产业集群 ， 又促进400公里的南昌发展起了VR显示产业 ， 世界VR大会更是永久落户南昌 。 紧接着 ， 阿里、华为和微软 ， 相继在南昌组织起了研发队伍 。而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 ， 前往二线城市、利用产业集群 ， 确实更有必要 。 之前大家的聚焦点都是C端消费者 ， 现在的流行词汇是“产业互联网” ， 服务对象是B端企业 ， 最典型的例子 ， 便是直播改造义乌小商品的销售模式 。产业集群恰恰是二线城市的优势所在 ， 温州是皮鞋、打火机产业集群；平湖是毛衫产业群、海盐是光机电产业群、汕头是皮具集群 。 国内市场11%的文具都出自宁海县；南通家纺产业线上线下市场交易额超过2200亿元 ， 占全国半壁江山 。诞生了“挖掘机指数”的长沙 ， 在工程机械领域汇集了三一重工、中联重科等4家工程机械50强企业 。 产业互联网要到二线城市去 ， 其实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大趋势 。引领科研的第二个要素便是需求 。 新技术发展初期 ， 需求往往集中在一线城市 ， 比如Web时代 ， 会上网、要上网、以及能负担起费用的 ， 基本都在一线城市；而随后兴起的互联网生活方式 ， 也都需要从一线开始慢慢试错、发展 ， 随后向全国普及 。如今 ， 互联网公司天天谈论的都是怎么深入田间地头 ， 二线城市甚至成为业务的加速场 。2017年 ， 美团推出打车新业务 ， 首站便是南京 。 而滴滴进军外卖业务时 ， 三大城市也是无锡、南京、泰州 。 而共享电单车业务 ， 则更是一线城市罕见 ， 二线城市喜闻乐见、战火连连 。 而郑州餐饮业的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 ， 稳居全国第四 。 既然主战场就在二三线城市 ， 需要快速响应的研发 ， 也要靠近前线 。除了牵引研发的产业和需求之外 ， 二线城市的研发支撑也在改善 。 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云计算支撑的数据中心 ， 就形成了北内蒙古、南贵州的双核心网络 。 而苹果、阿里都公司的数据业务 ， 都相继选择了贵州 。产业集群优势、需求市场壮大、数据中心扩散、5G网络建设等等要素 ， 都在抹平一二线城市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 。 科技公司奔赴二线 ， 不但有完整的配套设施 ， 也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趋势 。 对员工来说 ， 在二线城市工作 ， 买房养家是小事 ， 能少掉几根头发善莫大焉 。
产业升级工程师和程序员想去二线发展 ， 科技公司有必要去二线落户 ， 二线城市同样也迫切需要高新产业 。九十年代财税改革以来 ， 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大潮 ， “卖地”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 。 2010到2017年 ， 土地出让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80%左右；2018年 ， 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5万亿 ， 占到了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66% 。单纯依靠“地价涨---房价涨---GDP涨---地价涨”的内循环 ， 在过去十几年非常好用 ， 但是走到现在已经快走不通了 。一方面 ， 房贷占居民收入比已经高达63%左右 ， 高房价抑制消费早已老生常谈；另一方面 ，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促进效应是“倒U型”的 ， 而目前已经逐渐趋于“临界值”——即挤出效应超越拉动效应 ， 加之调控政策的严格执行 ， 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寻找新收入模式的关键时刻 。近期蹿红的合肥显然是这个班级里的尖子生 ， 无论是顶着压力拿下的京东方 ， 还是存储芯片领域杀出的黑马合肥长鑫 ， 抑或是今年刚用70亿引进的蔚来 ， 都是“风投治市“威名最朴素的诠释 。作为一个在2000年仍排在全国82位的城市 ， 合肥依靠着一次次“产业豪赌”不断挖掘着发展的第二曲线 ， 实现了经济逆袭 ， 自然被很多地方奉为圭臬 。 然而 ， 这套模式学起来并不容易 。早在2005年 ， 江西新余就从仅有的18亿财政中拿出2亿补贴引入赛维光伏 ， 但随着光伏热退潮 ， 赛维兵败如山倒 。 7年后 ， 当年到期的5亿债务还得动用省财政基金用于偿还 ， 危机爆发时直接造成新余市财政收入下降13.5个百分点 。2016年 ， 江苏淮安引入投资额450亿的芯片公司“德科码“ ， 但花光了政府出资来买设备、挖人后 ， 项目居然就烂尾了[2] 。 2017年 ， 武汉市投资了百亿元的半导体项目“武汉弘芯” ， 三年后便停滞了 ， 土木都没有完工 。 而投资了40亿元的南阳政府 ， 只换来了一个“喝水就能跑”的青年汽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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