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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杂交稻面临“新”的挑战

“良种”推广变奏曲秦晖：杂交稻面临“新”的挑战
科研组“偷尝禁果”秦晖：杂交稻面临“新”的挑战
其实 ， 杂交水稻在我们田林县的推广一度进展并不顺利 。1976年我县开始派人去海南岛制出第一批“三系”种子 ， 当年引进回县在农科所扩制一次 ， 次年开始在“三分之一”地区进行试制种和大田试种 。 我就是在这一年接触到这一新技术 。 但是 ， 1979年杂交稻遇到大面积稻瘟病而一度大挫 ， 直到1983年才重整旗鼓 ， 开始在全县大规模推广 。 这已经是我离开之后的事了 。不过就在1977年 ， 我们在本村的杂交稻制种受挫 ， 却并非因为稻瘟病 。 而是因为“花期不遇”问题 。 话说杂交水稻无论是恢复系与不育系杂交出大田种子 ， 还是保持系与不育系杂交出下一轮不育系 ， 都是异花授粉 。 而授粉成功的关键条件 ， 是两个亲本必须同时开花（稻穗扬花） ， 如果扬花时间不一就叫“花期不遇” ， 它会使授粉失败 ， 最后结出的就是瘪谷废品 。 但水稻的花期比高粱短得多（我以为这是杂交水稻制种难于杂交高粱制种的主要原因） ， 恢复系、不育系和保持系又都是不同的品种 ， 特别是作为恢复系的东南亚高杆稻本来生长期就偏长 ， 要精心通过错期播插、水肥管理等各种方式 ， 把它们调整到恰巧同时开花 ， 是很不容易的 ， 需要相当高的农技水平 。改革时代杂交水稻的成功推广 ， 其实有赖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高度专业化制种公司 ， 以及其在市场基础上与农户的合作 。 但是在wg末期这些都还没有 ， 那时盛行的却是“大搞群众运动” 。 从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推广中就强调的“自力更生, 搞好制种”、深入批判“大调大运”、“伸手向上”, “依赖外援” 等“修正主义路线” ， 到wg末期仍然很有影响 。 那一年上面把“三系”原种发到各试点村 ， 要求各村农业科研小组自行制种 ， 结果几乎都栽在“花期不遇”上 ， 记得我们村的制种田收获了可用种子不到百斤 ， 已经算是出色了 。秦晖：杂交稻面临“新”的挑战
扬花期水稻由于失败率太高 ， 也由于当时的“群众运动”经常是形式主义 ， 导致逢场作戏心理 ， 再制种时有人就心想 ， 与其这些原种全都浪费 ， 不如弄些吃了 。 那时作为恢复系的泰菲稻种“非常好吃”早已名声在外 ， 科研组竟有人弄了一些来煮饭会餐 。我后来把这叫做“偷尝禁果”——当然与男女关系无关 ， 实际只是偷尝“禁稻” ， 不过它同样很刺激：吃后果然引得一片赞叹：杂交一代的大田所产 ， 本来已经够好吃的了；而那泰菲原种的饭香 ， 更是萦绕舌尖 ， 令人三月不知肉味 。我们在多年的半饥半饱的农村生活中早已习惯果腹是福 ， 对饮食从不讲究 ， 不料大米饭竟然可以做成这般美味 。 我们也习惯了上面推广的“优良品种”通常都比以前的品种粗粝难吃 ， 这时才知道世间也有可口好吃的良种在焉 。但那时的我却不知道 ， 原来类似泰菲良种那样的“黏软”香米 ， 几十年前其实就是田林人习以为常的粳糯美食啊！太好吃以致我们“不习惯”但是 ， 当时杂交水稻的好吃 ， 却曾经成为它受到指责的“缺点” 。 就在我离开农村几个月后 ， 《广西农业科学》杂志发表了自治区著名水稻育种专家、我在农村时早稻当家品种“广选3号”的培育者陆万佳教授领衔的一篇文章 ， 在肯定杂交稻的高产优点后也提出批评：杂交水稻“支链淀粉比例过大 ， 煮饭胀性小 ， 出饭率低 ， 又太黏软 ， 不符合华南人民生活消费习惯的要求” 。秦晖：杂交稻面临“新”的挑战
陆万佳教授我那时已经知道 ， 所谓“支链淀粉多 ， 出饭率低 ， 又太黏软”其实就是“好吃”的“学术”表述 。 巧的是陆万佳教授的公子就是我前期同公社、后期同村的“插友” ， 这时他已先我而离开农村多年 ， 并没有尝过杂交水稻的滋味 。 后来在改革时期人们生活好了 ， 类似“泰引一号”的那些东南亚优质粳米大量进入中国的、尤其是华南的消费市场 ， 而寡淡无味的早籼稻已经不受欢迎 。 这时我偶尔会想：如果陆教授父子并未远行 ， 不知现在会怎么看待“华南人民生活消费习惯”的问题？遗憾的是德高望重的陆教授已经仙逝多年 ， 而我那曾经在边陲壮乡共患难的陆同学 ， 当年公认的天资聪颖却生不逢时 ， 也已经英年早逝好些年了 。然而 ， 当年陆教授的意见无疑是主流的 。 事实上 ， 那时担心粮食“太好吃”而加剧人们“吃不饱”的困境 ， 曾经是从领导人、学术界到社会上都流行的担心 。 我曾看到从市民角度的文革回忆说：“珍珠米 ， 目前是售价很高的好米 ， 不过那时叫‘科情米’ ， 每斤价钱仅比三级米贵几厘钱 ， 味道也很好 ， 但由于出饭率低而受到冷落 ， 刚收割的新米 ， 也因同样原因不受欢迎 。 ”不过我在农村却从未听说农民拒吃新谷而一定要吃陈米的 。 其中缘由当然主要因为农民口粮不足 ， 新谷能吃过青黄不接就万福了 ， 根本留不到“陈谷” 。 但也还有个城乡差别的“劳动量”问题：那时市民粮食定量不足 ， 同时劳动量也相对固定 。 在定量不够吃而劳动量不变的条件下 ， 美味膏粱增加食欲可能确实会使定量更显不够 。 但农民不同的是“单改双”会使他们劳动量大增 ， 体能消耗更甚 ， 同样定量的粗粝反而会使他们更饿 。有人质疑说：“同样一碗饭 ， 单季稻能吃饱 ， 双季稻就吃不饱？”其实对农民而言这就是常识嘛！他难道不知道双季稻比单季稻劳动量要大一倍？我刚脱离重体力劳动进大学时 ， 同样的定量就是比城里同学吃不饱嘛 。 由于劳动生产率降低和横征暴敛 ， 农民种双季稻又吃不上两碗饭 ， 那一碗还变成了粗粝 ， 岂能不饿？当然 ， 我们那时确实只希望吃饱 ， 但那并非因为我们“选择了先吃饱” ， 而是因为我们无权选择 。 如前所述 ， 在合作化前田林农民是选择了种“膏粱“也吃”膏粱“的 ， 那时也罕有饥饿问题 。 但是后来我研究关中农民 ， 发现传统时代即便贫苦农民也往往选择种细粮 ， 如果粮食不够吃 ， 他们可以用细粮在市场上交易更多的粗粮 ， 这还是比直接种粗粮合算 ， 也更能吃饱 。所以 ， 让农民自由选择加上市场调节 ， 可使农民的体能付出和能量摄入（营养的代谢）达到一定技术水平下的最佳比例 。 改革后农民能够很快“吃饱” ， 除了“打破大锅饭”增加了生产积极性、尿素等有效技术的投入外 ， 允许农民选择种什么吃什么也是很重要的 。 科学家（不仅是育种家 ， 也包括营养学家经济学家等等）当然应该“引导”农民（同样应该“引导”当官的） ， 但不应当强制农民 。 另一方面 ， 除非数学、遗传学等基础理论学科 ， 搞应用研究的专家也要接受市场的“引导” ， 而不是只听上头的指令 。“美国袁隆平”能够搞出高粱不育系 ， 却没有造成“晋杂五号现象” ， 不就是因为市场不允许、“上头”没强制吗？显然 ， 担心杂交水稻太好吃 ， “华南人民”会“不习惯” ， 甚至会更加吃不饱 ， 现在看来完全是多虑了 。其实 ， “华南人民生活消费习惯”似乎也有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 如前所述 ， 传统时代田林这个壮泰语地区也曾如东南亚各地一样 ， 种的是生长期长的高杆稻 ， 吃粳糯米 ， 习惯于消费“低产膏粱” 。 后来历经诸多革命变迁 ， 才变成种矮杆稻 ， 吃早籼米和老苞谷 ， 习惯于消费“高产粗粝”了 。 wg末期东南亚优质稻作为杂交水稻恢复系的出现 ， 是否也恰恰是“恢复”了当年常吃膏粱美食的“生活消费习惯”呢？传统时代所谓“舌尖上的中国” ， 华南地区所谓的“古早味” ， 究竟是更接近于wg时期的“生活消费习惯” ， 还是更接近于东南亚优质稻恢复系所暗示的方向？难道中国人注定只配吃“粗粝”以充饥？难道像杂交高粱那样“马都不吃”的所谓“良种” ， 才是我中华农业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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