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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富人税穷人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少得多

征富人税穷人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少得多
征富人税穷人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少得多
刘功润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 在我国由来已久 。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得以在市场的作用下跨区域配置 ， 但囿于诸多因素 ， 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还存在不少制约：中西部农村进入东部城市就业的人口 ， 长期享受不到完全的市民待遇 ， 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权益大打折扣；东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往往也不把进入中西部作为优选项 ， 而更愿意在软硬环境相对更好的东部地区流动 。 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剧了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趋势 。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这一新的重大提法表明 ， 新时代我们既要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生产效率 ， 把“蛋糕”做大 ， 又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 确保社会公平正义 ， 把“蛋糕”分好 。近年来 ， 我们都注意到一种趋势 ，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 ， 国家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圈的目标方向更为明确了 。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2019年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 2022年都市圈同城化将“取得明显进展” ， 2035年将“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都市圈” 。一边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凸显 ， 一边是资源加速向大城市聚拢建设现代都市圈 ， 两者是相悖离的吗？从表面以及短期的现象看 ， 似乎现代都市圈的建设形成的“虹吸效应”会让欠发达区域的资源外流 ， 使得区域差距扩大 。 一种朴素的观点认为 ，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方法很简单 ， 就是东部支持西部 ， 用发达地区“反哺”欠发达地区 ， 拉高补低 ， 这样就迎刃而解了 。 真能如此操作吗？显然 ， 问题并非这么简单 。公平与效率能兼得吗不妨来探讨一下“公平”与“效率”问题 。 现实中 ， 公平和效率往往相互矛盾：追求效率 ， 可能就有失公平；讲了公平 ， 可能失了效率 。 公平和效率 ， 孰轻孰重？人们争论了几个世纪 ， 都没有结果 。 公平、效率如同“鱼”和“熊掌” ， 都是好东西 。 现在 ， 国人普遍坚持着一个观点 ， 即初次分配讲效率 ， 再次分配求公平 。 从理论上讲 ， 这是完全没错的 。 但是 ， 不管是起初讲的“又快又好” ， 还是后来倡导的“又好又快” ， 公平和效率似乎总能让人左右为难 。那么 ， 公平与效率能兼得吗？“效率”好说 ， 因为有量化的指标；“公平”就难说了 ， 什么是公平没有一个客观标准 ， 很多层面没法量化 ， 难以操作 。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假定在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 ， 他们分别住在东部和西部 ， 国家每天分给两个地区同样多的粥 。 东部的富人人数少 ， 粥相对来说就多 ， 富人粥喝不完就倒了喂小狗小猫之类的 ， 浪费了很多；而穷人那边人多 ， 粥根本不够喝 ， 很多人饿着 ， 穷人们都说这样很不公平 。 于是 ， 政府决定从富人锅里打粥送给穷人喝 。 政府的这种愿望和做法很美好 ， 但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 ， 政府要买装粥的桶、要雇用挑桶的人 ， 有时不幸的是 ， 它用的那个桶还是个漏桶 。 这样 ， 等政府把粥送到穷人那里 ， 一路上稀稀拉拉漏掉了不少 。 为了实现公平 ， 政府增加了很多开支 ， 甚至还漏掉了粥 ， 这些都是效率的损失 。 故事的实际意思是说 ， 政府用征税的办法 ， 从富人那里征税 ， 把税收转移给穷人 ， 但最后 ， 穷人实际上得到的却比富人失去的少得多 。 我们经常还会听到或看到一些类似道理的事件 。 比如说 ， 给某某县筹集赈灾款多少万 ， 而实际落实到受灾老百姓头上的扶助款却严重缩水 ， 甚至微乎其微 。 在这层层环节中 ， 各种管理费扣除及人员开支 ， 一些款项眼睁睁地损耗掉了 。如何实现博弈均衡道理很简单 ， “效率”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流失 ， 国民收入的蛋糕变小 。 为了公平 ， 国家征税 ， 就要雇收税的人 ， 建办公楼 ， 发工资 ， 这些都来自国民收入 。 还附带一种消极效应：一方面 ， 收入越高纳税越多 ， 富人们投资赚钱的积极性就会减弱；另一方面 ， 穷人如果有一份工作糊口 ， 就会因此失去政府补贴 ， 这样 ， 他就宁愿专门等吃国家救济而不去工作 。 因此 ， 从本质上看 ， 公平和效率是一种利益博弈 。 富人们害怕失去得到的利益 ， 因而鼓吹效率 ， 反对公平；穷人们不承担什么成本 ， 因此支持公平 ， 批评效率 。 问题的关键在于 ， 如何在双方的利益博弈中 ， 实现某种博弈均衡 。这种博弈均衡是什么？从现实的社会领域看 ， 当今社会阶层日趋复杂、社会利益多元 ， 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构成了公平与效率的真实生态 。 不“仇富” ， 不“嫌贫” ， 各阶层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 ， 这才是一种博弈均衡 ， 也正是公平与效率关系的理想秩序 。由此反观现代都市圈的发展战略 ， 其正当合理性就容易理解了 。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 需要在区域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追求公平 ， 更具基本意义的 ， 是要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公平 ， 调动各地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共同创造财富 ， 尽量做大“蛋糕”的同时尽可能少浪费“蛋糕” ， 促进各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趋于一致 ， 最终实现国民收入分布与人口地理分布基本吻合 。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 ， 均衡发展总是相对的 ， 不均衡发展则是绝对的 。 一个地方的自然资源禀赋不尽相同 ， 发展的各种条件的成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其中究竟哪个因素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往往也因时因地而具有差异性 。 比如 ， 传统意义上认为 ， 沿海是最便利经贸活动的优势地区 ， 但是发达的瑞士、奥地利处于欧洲大陆中心且多为山地 ， 而芬兰、爱尔兰等沿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则晚了许多 。风物长宜放眼量国家的发展没有固定模式 ， 区域的发展同样要走适合自己的道路 。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 前提是要尊重产业集聚的自身规律 ， 利用其带动扩散作用 ， 形成各种特色产业区域 。 都市圈的建立旨在促进圈内各地区之间优势资源联动 ， 实现基础建设、生产、交通、服务等方面一体化进程 ， 主要依靠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核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共同发展 ， 缩小都市圈内各城市发展差距 ， 从而达到区域内圈层的博弈均衡 ， 由点带面推动整体区域城镇化进程 。现代都市圈的建立势必将促进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均衡发展 ， 但不同类型都市圈之间区域发展层级现象短期内很难得到缓解 。 长期以来 ， 北上广深早已成为我国商业、贸易、金融、医疗、教育、枢纽中心 ， 而以这四个超一线城市为核心城市的都市圈发展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 由于多数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在核心城市建立总部或分支机构 ， 居民工作机会较多 ， 工资水平也相对高 ， 生活保障程度较好 。 因此 ， 我国各都市圈内核心城市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普遍与圈内其他城市有较大差距 。 虽然不同类型都市圈取得成效的速度以及程度存在差异 ， 但每个都市圈城市群各方面发展与其自身以往相比均会有所提高 ， 我国综合整体实力的提升显然从中获益 。 数据显示 ， 2010-2019年 ， 我国各省份GDP均有较大增长 ， 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迅速提升 。重要的还在于 ， 风物长宜放眼量 。 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演进 ， 资本和原料紧缺日益缓解 ， 运输成本的比重不断减小 ， 信息的可获得性普遍改善 ， 影响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的传统的不利因素作用越来越小 。 与此同时 ， 环境污染相对较轻、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经济开发程度不高等 ， 进一步增强了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 ， 为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 近年来 ， 中西部各都市圈的核心城市 ， 如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合肥、贵阳等 ， 经济社会都得到良好发展 ， 其原因在于 ， 除了区域内实现交通、能源、电信等硬设施的一体化发展之外 ， 这些地方的整体营商软环境有了很大改善 。 未来 ，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 ， 各现代都市圈将积极发挥区域主体作用 ， 中西部区域也将充分彰显后发优势 ， 实现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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