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简介 一个老官僚和一个老大帝国的40年正说晚清第一重臣、帝国第一流外交家、成效最著的改革先锋李鸿章关于李鸿章 ， 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 ， 近些年陆续出版的传记和评说也很多 。 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 ， 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 。 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形象的人物 ， 聚讼纷纭 ， 却难有定论 。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代史专家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 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 ， 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事功 ， 堪称学术界人的第一次“正说李鸿章” ， 或者能为解读李鸿章其人辟出一条新路 ， 还一个更真实的历史人物 。老官僚的官场智慧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 ， 李鸿章的发迹 ， 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 ， 有些不同的是 ， 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 ， 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 ， 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 ， 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 。 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 ， 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 ， 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 ， 皆有大过人处 ， 将来建树非凡 ， 或竟青出于蓝 ， 亦未可知” 。 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 ， 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 ， 怎么反驳上级 ， 如何敷衍皇上 ， 揣摩圣意 ， 打太极拳 ， 今天的“秘书党”应该认真学学 。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 ， 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 ， 大臣所以成为大臣 ， 既有时运 ， 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 。 1898年戊戌政变 ， 慈禧太后重训朝政 ， 光绪被囚 ， 康、梁逃往海外 ， 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 。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 ， 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 ， 并和康、梁暗通款曲 。 有人告他是维新派 ， 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 。 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 ， 废立之事 ， 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 ， 若旧法能富强 ， 中国之强久矣 ， 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 ， 臣无可逃 ， 实是康党 。 慈禧听后默然 。 在这里 ， 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 ， 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 ， 其他事 ， 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 ， 则在其次 。 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 。 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 ， 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 ， 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 ， 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 ， 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 。 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 。 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 ， 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 。 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 ， 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 ， 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 。对于做官 ， 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 。 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 ， 精于自保 ， 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 ， 大造冤假错案 ， 以洗干净自己 ， 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 ， 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成效最著的改革家该书对李鸿章更为褒扬的是其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 。 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 ， 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 ， 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 ， 已确属不易 。 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 ， 设电报、修铁路 ， 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 ， 这些大事件 ， 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 ， 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 。 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 ， 并世而生 ， 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 ， 把事情办好 ， 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对于办洋务 ， 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 ， 但从李氏一生来看 ， 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 ， 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帝国第一流外交家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 。 李氏一生 ， 成也萧何 ， 败也萧何 ， 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 ， 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 ， 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 。 但无论怎么说 ， 李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 ， 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 ， 庚子事变后 ， 李鸿章以夷制夷 ， 分化八国联盟 ， 周旋于列强之间 ， 仍是功不可没 。当然 ， 对于李鸿章 ， 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 。 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 ， 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 ， 背信弃义杀过降 ， 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 ， 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 。 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 ， 又要做事 ， 但首先是自保 ， 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 。 由这点出发 ， 来论李的所作所为 ， 才能真正达到“理解之同情”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 ， 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 。 我们读李鸿章 ， 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 该书对时代背景有很深度的分析 ， 这也是值得称道的一点 。简介 作者简介雷颐 ， １９５６年出生 ， 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 ， 然后当兵 ， 后又复员当工人 。 １９７８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 ， １９８２年毕业 ， 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 ， １９８５年毕业 ， 获硕士学位 。 １９８５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 ， 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编 ， 现为研究员 。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 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雷颐自选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图中日月》、《历史的裂缝》等 ， 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简介 自序：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 ， 稍稍重要之事 ， 臣属都要向朝廷“汇报请示” 。 然而 ， 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 ， 所以奏折不能太长 ， 或者说要尽可能短 。 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 ， 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息息相关 ， 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 ， 委实不易 。 可以说 ， 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 ， 都不能“浪费” ， 端的是“一字千金” 。 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 ， 确实大有学问 。 ?例如 ， 同治元年正月初十 ， 即1862年2月上旬 ， 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 ， 指责曾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军情等数条罪状 ， 要求朝廷严惩 。 ?此折一上 ， 朝野震动 。 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 ， 咸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学生 ， 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是大名鼎鼎 。 翁家权位如此之高 ， 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 ， 焉能不朝野震动？?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 ， 要参奏翁同书 ， 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 ， 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 。 在几份稿本中 ， 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之稿 。 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 ， 如此重要之折 ， 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 ， 迫使本来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 ， 为贼与掩袭 ， 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 ， 拟斩监候” 。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 ， 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 。 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 ， 所拟奏咨函批 ， 皆大过人处 ， 将来建树非凡 ， 或竟青出于蓝 ， 亦未可知 。 ”因此 ， 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 。 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 ， 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 。 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 ， 终于志得意满 ， 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 ， 其一生事业 ， 便由此“隆隆直上” 。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 ， 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 ， 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审时度势 。 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 ， 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 ， 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 ， 自然上了大量奏折 。 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 ， 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 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 ， 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 ， 但多数情况下 ， 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 ， 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 ， 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张 。 ?更重要的是 ， 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 ， 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 ， 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 。 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 ， 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 ， 使其“死里逃生” ， 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 ， 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 ， 既有据理力争 ， 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 ， “遇到红灯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 ， 艰难推进洋务运动；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 ， 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 ， 统治者的颟顸无知 ， 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的文字 ， 对奏折的点评、研究 ， 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 ， 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 ， 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义 。 所以 ， “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 ， 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 。 与奏折相比 ， 信件通常更少修饰 。 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 ， 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 ， 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得更加直接 ， 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 因此 ， 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 。 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 ， 人们能对其人其事 ， 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 ， 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 ?李鸿章死后 ， 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 ， 吾惜李鸿章之识 ， 吾悲李鸿章之遇 。 ”他的“才”、“识”、“遇” ， 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 ， 这些 ， 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1862年初 ， 由于曾国荃昧于近代中国的历史大势、执意要夺得攻克“天京”的头功 ， 因而拒不接受其兄要他率兵缓解被太平军围困的上海之命 ， 李鸿章得以离开曾国藩回乡组建“淮军”援沪 ， 稍后被任命为江苏巡抚 。 由此 ， 他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宦海生涯 ， 最终成为晚清“第一重臣” 。用今天的话说 ， 他是“空降”当官的 。 面对当时混乱腐朽的江苏官场 ， 他用种种方法、种种机会大力整顿 ， 任命廉洁、开明、能干的郭嵩焘、冯桂棻等一干人马在关键岗位取代原来官员 。 事实证明 ， 他看人眼光确实老辣 ， 所选得当 ， 郭、冯不仅成为他的得力帮手 ， 后来也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纪念的重要人物 。为官既要做事 ， 又要自保 。 有些官员敢于做事 ， 但疏于自保 ， 结果“成就”有限；更多的官员则是精于自保 ， 而不敢或不愿做事 。 在新旧交替、社会深刻变化的时代 ， 更需要官员敢于创新“做大事”；但这种矛盾交织、新旧冲突剧烈的时代 ， “做事者”往往更易受到种种强烈的抨击和指责 ， 更难自保 。 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 ， 又精于自保 ， 擅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 因此 ， 他才能在云谲波诡的时代成为朝廷不得不深倚的重臣 。 从新官上任大力整顿地方起到后来大办洋务、权倾一时 ， 李鸿章经常受到各种指责、抨击 ， 有时甚至“弹章蜂起” ， 但他大都能想方设法、有惊无险地度过一次次政治危机 。 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 是在晚年甲午大败之后他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 朝廷正好让他成为“替罪羊”而实际剥夺了他的一切职务；在随后的“维新变法”中 ， 他因同情维新派而在年近八十高龄之际、在隆冬腊月被慈禧严命去黄河入海口“勘河” 。 他深明守时待变之道 ， 不辱使命 ， 兢兢业业完成勘河任务 ， 同时又静观局变 ， 抓住时机 ， 终于东山再起 ， 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 。在紧接而来至为惨烈的“庚子巨变”之中 ， 他又被委以与列强议和、挽救清王朝的重任 。 此时此刻 ， 一个腐朽透顶的王朝的存亡几乎系其一身 ， 责任与权势之大 ， 均为空前 。 他颇以此得意自豪 ， 然而对他而言 ， 这究竟是幸运 ， 还是不幸？?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1872年3月12日 ， 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官署病故 ， 时年61岁 。 李鸿章得此噩耗即致书曾国藩的两位公子曾纪泽、曾纪鸿 ， 痛表哀悼 。 他说：“鸿章从游几三十年 ， 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 ， 亦最亲切 。 ”在给他人的信中 ， 李鸿章的悲哀之情也流露无余 。 他在挽联中痛悼：“师事近三十年 ， 薪尽火传 ， 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 ， 内安外攘 ， 旷世难逢天下才 。 ”他的哀痛无疑是发自内心的 ， 因为曾国藩对他确有“知遇之恩” 。 但曾、李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 ， 而是极其复杂：由师生、主宾变为上下、同级 ， 可谓多重 。 儒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生之伦” ， 他们都以儒学正统自居 ， 自然要践行“师生之伦”；但后来又是官场中的上下级乃至平行同级的官员 ， 各有各的利益需要维护 ， 不免也有矛盾 。 如何处理师生伦理与现实的官场逻辑 ， 颇为微妙 。 当然 ， 作为洋务派的领袖 ， 他们在维护洋务派和“地方”利益方面 ， 与顽固派的斗争中、与“中央”的博弈中更多地是互相支持 ， 彼此引为奥援 ， 总体而言配合不错 。 因此 ， 将曾、李关系全面梳理一下 ， 确是饶有趣味之事 。曾李关系可追溯到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的交往 。 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是戊戌年(1838)进士 ， 因此有“同年”之谊 。 李鸿章在未中进士之前 ， 与其兄李瀚章都曾以“年家子”身份投靠曾国藩门下 ， 拜曾为师 ， 学习八股文、试帖诗和“义理经世之学” 。 1845年李鸿章参加恩科会试 ， 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 。 李鸿章虽然没有考中 ， 但诗文却得到曾的赏识 。 李鸿章在给母亲的信中说自己“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 ， 因师事之 ， 而朝夕过从 ， 求义理经世之学” 。 曾国藩稍后对李瀚章说 ， 这时他就感到李鸿章“其才可大用” 。 后来李鸿章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常向曾请教 。 1853年 ， 李鸿章之兄李瀚章进入曾国藩幕府 ， 襄办湘军粮台 ， 而李鸿章则回到安徽老家帮办团练 ， 镇压太平军 。 ?几年下来 ， 本想大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 ， 落魄潦倒之际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 ，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858年底来到江西曾国藩大营 ， 想入曾幕 。 对李鸿章的才识 ， 曾早有所知 ， 但认为他性情不稳 ， 妄自尊大 ， 所以故意不见他 。 一个多月后 ， 李鸿章又托人说情 ， 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 ， 志大才高 ， 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 ， 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 ， 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反复说情 ， 李鸿章终在1859年1月入曾国藩幕 ， 成为曾的幕宾 。 其实 ， 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 ， 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 ， 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