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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骂外卖平台了

本来标题叫“别骂美团饿了么了” ， 但读起来总觉得哪里不对 。社长今天想说的几点很简单：外卖平台对基层劳动者提供了一个机会 ， 让他们的境遇能有那么一点点显然不够 ， 但也很有必要的改进 。 就像凉山“格斗孤儿”学校、廉价卫生巾、为吸毒者提供干净针头等类似的做法一样——这样就行了吗？显然不行 。 但没有的话 ， 会更糟糕 。即使是上面说的这种微弱的改进 ， 也会因为骑手、平台之间的竞争以及算法的缺陷 ， 而逐步消失：骑手越来越“得不偿失” ， 付出和回报更不成正比 ， 这就是眼下的局面 。 这种局面也无法通过行业自律来改善 ， 几乎只能求助于外力介入 。广义上讲 ，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都只是在无人机配送普及之前的垂死挣扎 。 即使除去技术暂时做不到的愿景 ， 在现有条件下 ， 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从需求端开始 ， 减少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不必要的滥用 ， 让它回归到一个可以安全稳定运行的区间 。外卖平台提供了不足够 ， 但有必要的境遇改进如果紧紧抓着外卖行业不放的话 ， 你就很可能忽视了全局 。 实际上 ， 对于不得不从事送餐业的人来说 ， 在他们可以选择的其他类型工作当中 ， 很少有比送餐更好的 。 更进一步地说 ， 有些外卖员会主动选择做“最具挑战性”的那一家 。在《人物》杂志的《外卖骑手 ， 困在系统里》当中就提到 ， 虽然外送员可以选择像肯德基宅急送这样的“最规范的”工作 ， 但收入较低 ， “外送员得到的配送费一直维持在 9 块钱没有变过” ， “每个月最多能赚 5000 多” 。 所以总会有人选择跳到相对而言不那么规范 ， 但是收入相对较高的美团或饿了么 。即使在美团和饿了么这两个里面 ， 也是一样的逻辑 。 因为“美团能给他难以想象的单量” ， 所以即使对美团有抱怨 ， 也会有人选择离开饿了么 ， 加入美团 。 最后 ， 很多受访者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不担心没人来跑 ， 你不干 ， 有的是人来干 。 ”美团研究院《2019 年及 2020 年疫情期美团骑手就业报告》说 ， 疫情爆发后 ， 从 1 月 20 日至 3 月 18 日 ， 美团平台新注册的有单骑手数达到 33.6 万人 。 新增骑手来源中 ， 排名第一的为工厂工人 ， 占比 18.6%；其次为销售人员 ， 占比 14.3% 。学界普遍认为 ， 外卖骑手实质上属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 与以往的农民工群体相比 ， 用工环境至少持平或者有改善 ， 更值得一提的是不存在传统农民工群体的心头之痛——拖欠工资问题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陈龙撰文指出：外卖平台经济通过高薪、自由与公平吸引了大量劳动力 ， 以至于引发了年轻人“宁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用工热潮 。 平台经济践行的“多劳多得”体现了市场公平的原则 ， 这对于那些早期有过拖欠工资经历的人来说愈加弥足珍贵 。 公开透明的工资结算方式 ， 以及允许及时提现的做法 ， 让骑手们亲身体会到公平感和安全感 。在同等工作能力（包含学历、体力、知识储备等）的人能找到的工作当中 ， 有很多工作的危险程度和“剥削”程度都要比外卖严重的多 。 这正是外卖送餐业就业环境如此糟糕 ， 还能不断吸引劳动力涌入的重要原因 。简单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外卖行业 ， 那这个情景我们其实并不陌生 ， 就是更多人会举着“木工”、“力工”等等的牌子蹲在大街上 ， 等着有没有“日结”的活计；还会有在校大学生在校门口举着“家教”牌子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 ， 由于失去了像美团、饿了么这么明显的靶子 ， 苦主都分散了 ， 所以城市居民可以“君子远庖厨”“眼不见为净” ， 以及认为是这些人自己不努力 ， 才落到站大街的地步 。——说实在的 ， 如果不是《人物》这篇文章对外卖“包身工”的境遇做系统性的梳理和展现 ， 也不会有现在这样一次性的舆论声浪 ， 一切都是长期存在且习以为常的“房间里的大象” 。长期以来 ， 中国以“取之不尽”的青壮劳动力资源 ， 极低的劳动力成本 ， 相对不足的劳动保障 ， 将很多原本定价高昂的人力劳动压价到了非常低廉的程度 ， 也使得大家都不珍惜人力劳动的成果 。 当付出低价购买人力劳动的人 ， 他们自己的工作也需要大量的案头劳动时 ， 其实他们自己的成果也不会得到尊重 ， 他们所拿到的工资也很低 。这被戏称为什么“低人权优势” ， 但这一点也不好笑 。 这是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一道沉重负担 。外卖平台就好比之前引发争议的凉山“格斗孤儿”学校、为吸毒者提供干净针头 ， 或者是最近引发争议的廉价卫生巾一样 ， 它也是把特别基层的民众能得到的待遇 ， 能享受的服务 ， 能争取的机会等等 ， 相对稍微提升了一点点 。虽然也远远没有到正常水平 ， 但是大小也是个改进 。 然后 ， 平台成为一个方便可用的靶子 ， 承载了人们的怒火；却不知道这阵怒火本来应该在外卖出现以前 ， 就延烧到更值得针对的对象身上 。当雇主有一个确定的名字叫美团和饿了么的时候 ， 你感到愤怒 。 但当雇主是无数包工头和电子工厂的时候 ， 你就习以为常了 ， 甚至你会说正是它们“造就了”中国崛起 。 在那种情况下 ， 工人就不是受到剥削的工蜂蝼蚁了 ， 是不求上进的三和大神 。在社长看来 ， 这其中还隐藏着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团和阿里这两个数字经济的龙头来牵头解决就业问题时 ， 会带来人们更有针对性的贬低呢？原因有几个 ， 其中有的后文会再提到 。 但有一点就是 ， 我们觉得这两家是无所不能的互联网新贵 ， 理应给社会带来新鲜的空气 ， 带来焕然一新的价值观 。 所以当它们的做派看起来和 old money 没区别的时候 ， 人们心里会觉得它有点背叛了我们的期待和想象 。再怎么互联网的公司也是公司 ， 它和传统行业的管理层面对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 都要营利、养员工、纳税、找投资人 。 那么两者怎么可能会有多大的区别呢？不可能的 。 这只能说明我们以前对传统行业太看低了 ， 就像看低了那瓶农夫山泉一样 。外卖困局已经不可能通过行业自律改善虽然平台方对于外卖员的恶劣工作环境负有直接责任 ， 但是他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自我批评” 。 如果仍在激烈竞争中的两大平台没有外力驱使的话 ， 恐怕没有任何一家会做出主动的让步 。 其中一点 ， 这源于外卖服务相对于其它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特殊性 。经过互联网改进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 有三个引人关注的代表 ， 那就是快递、外卖、打车 。 跟快递公司以及滴滴相比 ， 外卖平台的张力和冲突更为明显 。 这是因为对外卖的考核标准当中 ， 速度是第一位的 。 虽然另外两种对时间也有要求 ， 但更多的是要求准时 ， 而不是快 。快递和叫车 ， 如果这一次叫不来这个 ， 可能就会无目的性的叫下一个 ， 或者是稍微等等 ， 也不影响收件 。 但是外卖 ， 是对于一个固定的对象（一家已经选定的餐馆） ，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 而这个“尽可能短”有多短 ， 是没有上限的 。所以 ， 算法使用外卖员们共同生成的数据 ， 来估算完成此项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 但是 ， 当其中有些人想铤而走险 ， 通过逆行及其他违规手段来改善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 ， 导致系统侦测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 ， 小哥就跟平台一起陷入了自我加速的恶性循环 。如同《人物》报道所提出的 ， 外卖平台的管理层和算法设计者可以通过亲身体验等方式 ， 将送餐速度之外的安全等因素综合纳入考量 。 这类特别注重外卖员工权益的外卖平台是确实存在的吗？以前曾经是存在过的 。此时此刻 ， 我非常想提一下百度外卖 。在外卖江湖的草莽年代 ， 百度外卖突破饿了么和美团争抢的高校市场 ， 从客单价较高的白领市场切入 。 这也使得它们可以早于美团和饿了么 ， 在三家里面第一个建立专门的配送队伍 ， 而不是依赖餐厅自己送餐 。这一招聘专职骑手的政策 ， 导致在餐厅普遍休假的春节期间 ， 如果要保持原来的运力 ， 就必须给骑手高额节假日补贴 。 百度外卖决定春节给骑手放假 ， 帮助他们买票回家 ， 当时看来这是特别体恤骑手的暖心策略 。与此相反 ， 美团保留了一部分骑手 ， 并且在节后扩大了对骑手的招聘 ， 这使得美团在正月十五前恢复运力 ， 而过完年回来的百度外卖在很长时间都招不到骑手 。2016 年 3 月 ， 原本春节前高歌猛进的百度外卖 ， 第一次出现了增长停滞的局面 ， 甚至略有下降 ， 僵持数月 ， 未见好转 。 而这引发了系列的连锁反应 。2017 年 8 月百度外卖卖身饿了么 ， 2018 年 10 月过渡期结束后被改名为“饿了么星选” ， 当时还说跟饿了么主品牌之间是“天猫和淘宝的区别” 。 到今年 7 月 ， “饿了么星选”单独的微信小程序宣告停止服务 。 百度外卖的资产已经完全被消化掉 ， 而品牌荡然无存 。如果百度外卖的份额能够维持与其他家几个月的时间差 ， 始终处于领先 ， 那么当后续运营需要持续烧钱投入的时候 ， 百度管理层可能也不会放任不管 ， 甚至因公司重心转向 AI 而战略放弃这个业务 。再进一步想 ， 那样一个持续维持市场份额的百度外卖 ， 会不会也是千锤百炼养出来的 ， 对外卖员极尽利用的“蛊”呢？如果在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中“容不下好人” ， 这说明所有玩家都在“掂着脚尖” ， 还要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 这个时候所谓行业自律基本上是失效的 。 如果不能召唤舆论监督、行业监管等外力介入的话 ， 可能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在无人机送餐实现之前 ，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饿了么在 9 月 9 日上午给出了一个回应方式 ， 希望顾客在知情同意之下 ， 允许稍微晚一点送达 。 但是 ， 两大外卖平台明明存在着提前一天预订的选项；即使你提前十几个小时 ， 而不是 5-10 分钟订餐 ， 也不保证能准时送达 。饿了么提出让顾客自己等 5-10 分钟的按钮 ， 可以预测只是会起到一个安慰剂的作用 。 如果平台设置不当 ， 其实无法打消人们的怀疑 ， 即平台可能会利用顾客好心宽限的几分钟时间 ， 给骑手派更多的单 ， 进而进一步将“时间管理”最大化 。如果不设前提地猜测一下“等 5-10 分钟”这个按钮如何真实发挥作用 ， 那么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是：平台可以通过人们点击此按钮的比率 ， 来确定出有哪些用户是不那么“速度敏感”的 ， 也就是对于外卖小哥比较宽容 ， 不那么容易打差评的用户 。 对于这些用户 ， 今后他们发起的用餐需求 ， 也许可以不那么优先处理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欺负老实人” ， 但实际上 ， 这是资源有限时的一种合理优化配置方案 。 遥想当年 ， 12306 在高并发难以处理时 ， 以及春运等特殊情况导致一票难求时 ， 都会采取一些小手段来让乘客的等待变得不那么难受 。毕竟 ， 人群中极少数的一些“对谁都看不过眼” ， 非要通过对外卖小哥“吹毛求疵”来寻找优越感的人是现实存在的 。 他们也比较容易激化矛盾 ， 造成各种各样的事故 。 为了安抚他们 ， 也需要把这些“高危用户”剔除出来 ， 而让其他那些“容错性”更强的人能够得到相对合理的对待 。也难怪“等 5-10 分钟”按钮推出之后会收到不好的反响 ， 如果它想要发挥作用 ， 更需要的是让背后的算法和流程公开透明 ， 接受人们的监督 ， 这样人们才能明确地知道该按钮的实际用途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健盛认为 ， 平台既制定了与外卖骑手相关的规则 ， 又接纳了消费者下单的商业行为 。 “你拿外卖骑手的过错 ， 他的违规、他的撞人、他的闯红灯 ， 让消费者去承担下来 ， 这显然是有违基本逻辑的 。 ”不过社长认为 ， 消费者虽然用不着通过“等 5-10 分钟”对外卖超时的单一事件承担直接责任 ， 但也普遍需要思考：为什么外卖模式出现以后 ， 以这么快的速度 ， 就可以成为都市主要的就餐场景？“中国外卖”往往让体验之后的外国人、港澳台同胞羡慕不已 ， 有来交流的香港学生还说“在北京体验了大陆生活之后 ， 发现自己回不去了 ， 而留住她的原因之一是大陆地区方便实惠的外卖” 。既然存在“低人权优势”下物美价廉的人工劳动力 ， 外卖食材本身价格也比较低 ， 通过平台算上优惠甚至可能比堂食还便宜 ， 那当然也就“回不去了” 。 与此同时 ， 外卖客户端的界面不断的更新 ， 提示人们还可以更快、更舒适地点单 ， 给顾客提供了更大的权利 ， 而骑手相对顾客缺乏制衡能力 。 这些在降低骑手地位的同时 ， 也“养刁”了顾客的胃口 。外卖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其中一部分向往 ， 消费者也大可不必觉得有“负罪感” ， 又快又好地吃上一顿饭始终应该是一个正当的愿望 。 只不过 ， 我们应该记得除了让人跑上跑下帮你送饭之外 ， 总有其他方式可以满足我们吃饭的需求 。广义上讲 ，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一切 ， 都只是在完全的无人机配送普及之前的垂死挣扎 。 相信社长 ， 外卖平台方比你还着急要赶走一切不必要的纯劳动力人手 ， 能用机器的 ， 恐怕早就该用上了 。使用无人机送餐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 ， 至少可以在某种场景下成为过渡的方式 。 例如 ， 《人物》稿件提到等电梯的效率极低 ， 这是因为大量各自独立的单子涌入同一幢写字楼 ， 导致送餐需求不能由一两个人合并处理 ， 而是一个人提着一盒饭上到不同楼层 ， 电梯运送的都是人而不是外卖 。此时 ， 如果所有外卖员都在一楼展开无人机 ， 它们承担最后几十米的配送任务 ， 可以飞到指定窗口 ， 有效避免拥堵；这也可以节省无人机的电量 ， 同时降低被偷窃和损坏的风险 。即使上面这种愿景暂时还是难以实现 ， 在现有条件下 ， 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从需求端开始 ， 减少对外卖这种“生活方式”不必要的滥用 ， 让它回归到一个可以安全稳定运行的区间 。讲个不那么科幻的解法 。 同样针对大量白领集中时间订餐的场景 ， 企业可以安排配餐服务商如丽华快餐或者便利店们 ， 错峰把员工需要的饭盒配送到楼层上 。社长相信 ， 白领们并不是一定要对公司楼下某个馆子有执念 ， 只是在中午要填饱肚子而已 。 企业如果有条件设置食堂 ， 当然是更好的办法 。想追求多样性也不是不可以 ， 行政部可以在当天早些时候 ， 提前将全体员工的用餐需求收集好 ， 统一采购和分发 。 这都是企业自己应该解决的问题 ， 结果非要让社会企业来解决 。外卖的另一大集中出现的需求场景是在你“现在心血来潮就想吃点什么”的时候 ， 这其实取决于你家楼下都“有点什么” 。现状是 ， 很多几千人规模的大型住宅区都极度缺乏区域性的消费场景 ， 别说购物中心了 ， 就连小吃摊都是不集聚的 ， 很多想吃的店铺都位于三四公里之外 。 这种情况 ， 苛求居民只能囤泡面 ， 不然就攒钱买个车 ， 也不现实 。因此 ， 配套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缺乏的小区有必要发展周边的商业 ， 或者小区邻居自己开的同类店铺；各种业态也应该得到鼓励 ， 密集布点 ， 让更多的需求可以走下楼就得到满足 。在疫情爆发导致在家办公常态化之后 ， 更多时间花在住宅内也加速催化小区不再只是承担“睡城”的职能 ， 让小区周边的商业有利可图 。外卖员面对的客户需求 ， 可以分为上班订餐等“（准）刚需”和特殊的、个性化的进阶需求两种 。 把无论如何都要吃饭的刚需剔除出来 ， 剩下的那些就可以升级为高端和高价服务 ， 比如在外卖单子上画个小猪佩奇这种 。只要有可能 ， 外卖平台一定会多用人手之外的办法解决问题 ， 其实算法本身就是一例 ， 它大量取代的是本应存在于网点的人工“调度员” ， 多亏了一开始就有算法 ， 这个岗位并不存在 ， 也从未经历过裁员 。也因此 ， 鼓动外卖小哥组织行业协会乃至工会也是不切实际的办法 ， 因为平台会在核算利弊之后直接取消掉一些原本存在的工作岗位 。一篇优秀的媒体报道为我们指出了行业的困境 ， 并且激发了大量的讨论 。 但是社长相信 ， 为了一个充分进步的社会 ， 我们的讨论不应该止步于“哀民生之多艰”和批评本身 ， 而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 ， 最终通向一个让大多数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 来源：航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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