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_原题为 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每晚十点 , 刘丽萍要吃红白蓝三颗药片 , 混上小拇指指甲盖一样大的钙片——47岁了 , 骨密度偏低 , 得补钙;而红白蓝是保命的药 , 用来抵抗艾滋病病毒 。 刘丽萍性子急 , 药摞在手心 , 和着一口水就全吞了下去 。
艾滋病|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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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的药盒 , 内装有一周的剂量 。 新京报采访人员 冯雨昕 摄
抗艾药的种类、剂量各有不同 , 根据服药人的身高体重等变量做调整 。 和刘丽萍一起生活的孩子们 , 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 , 不按时吃药 , 艾滋病患者会产生耐药性 , 影响治疗效果 , 长期会威胁生命 。
有些孩子年纪小 , 不爱吃药 , 刘丽萍就把药藏在馍里 , 半哄半骗地喂下去 。 为了督促孩子吃药 , 刘丽萍曾把每一种药都尝了一遍 , “看看到底是什么难吃的味道 。 ”
刘丽萍是一位艾滋病患者 , 也是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的生活老师 。 红丝带学校是中国唯一一所专门接收艾滋病学生的义务教育制学校 。 2006年 , 红丝带学校成立 , 本是病房志愿者的刘丽萍留下做了生活老师 。
红丝带学校里的学生 , 全部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 , 半数以上是孤儿 。
十多年来 , 刘丽萍照料近50个艾滋病患儿的生活起居、治疗服药 , 更重要的是 , 维护他们的心理健康 , 教会他们认同自我 。
艾滋病|我在艾滋病患儿学校当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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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萍与学生在一起 。 受访者供图
“母老虎”
每天早上8点 , 刘丽萍坐进办公室 , 能听见背后一排教室中的朗诵、问答、嬉笑——声响持续一整天 。
刘丽萍将近一米七高 , 短发、五官精致 , 爱抹亮一些的口红 。 她说自己两年前动了场大手术 , 鬼门关边走了一回 , 术后就学会了化妆 , 因为“想漂漂亮亮地生活 。 ”
因为长期服用抗艾药物 , 脂肪代谢障碍的副作用体现在她身上——双腿如晾衣杆般过分消瘦 , 脂肪堆积在颈背部 , 按病友们的说法 , 这叫“水牛背” 。 她爱穿裙子 , 从网上“团”来的黑色长裙 , 一条几十块钱 , 宽大的裙摆盖着纤细的脚踝 。
上课时间段里 , 她与学生的交流相对少 , 一下课 , 学生就撞进她的世界:也是受药物影响 , 孩子们多数比同龄人矮小 , 十岁左右的孩子看着只有五六岁 。
到了晚上 , 刘丽萍趿着拖鞋在宿舍走廊来回地走 , 催学生洗澡、洗衣服 , 问他们有没有完成作业 , 有没有复习 。 有学生跑回宿舍 , 她跟着过去瞧一眼 , 门一开 , 就好气:“你看你的房间 , 像猪窝 。 ”她对内务要求很高 , 如果房间脏得过分 , 学生在上课时都会被叫回来收拾 。
睡前发零食 , 也是朝走廊里喊一嗓子 , 一人一包辣条 , 28个学生 , 谁拿了、谁没拿 , 刘丽萍记得很清楚 , 发得只剩一两包了 , 还能准确地喊出被落下者的名字 。
9月4日下午 , 18岁的甄遇乐回学校看望老师 , 前两天 , 甄遇乐被天津一所专科学校录取 。
甄遇乐微胖、白 , 面颊上常有两块红晕 , 一米六的个子 , 看上去与普通孩子无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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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蹲着看书 , 刘丽萍悄悄拍照 。 新京报采访人员 冯雨昕 摄
两三岁起 , 甄遇乐开始频繁发烧 , 身上溃烂 , 捱到三年级 , 一次高烧连烧了两个多月 , 到运城的大医院做检查 , 才知道是因母婴传播得了艾滋病 。
等病情稳定 , 再回老家的小学 , 班主任劝她“回家去吧” 。
甄遇乐想继续读书 , 但是离异的父母都不管她 , 奶奶和姑姑将她送到红丝带学校 , 她在红丝带学校一直念到高中毕业 。
考上大学 , 她很高兴 , 但她父亲的态度模糊不清 , 母亲更是闪烁其词 , “我一提钱 , 她要么说没钱 , 要么就不说话 。 ”
她这次来 , 带来了录取通知书 , 刘丽萍当即向她拍板 , 不用征求家里的意见 , “上学必须上 。 ”若实在凑不出钱 , 母校给她想办法 。
除去学习、健康 , 二十多个学生的吃穿用度 , 刘丽萍也全部要管:学生的衣服是她挑的 , 零食由她发 , 连零花钱都可向她要 。
刘丽萍自认是严厉型的师长 , 常常和校长郭小平“一个唱红脸 , 一个唱白脸” 。 郭小平说 , 自己哄孩子 , 刘丽萍就负责批评 , 气急了会吓唬学生 , 有学生在手机通讯录里将刘丽萍备注为“母老虎” 。
她和另外两位生活老师将学生看管得很紧 , 周一到周五要上交手机 , 一旦发现私藏者 , 则半年不得再用手机 。
刘丽萍的严厉来源于担心 , 作为艾滋病患者 , 她明白艾滋病群体的前路艰辛 。
人生转折
红丝带学校坐落在临汾市郊 , 许多出租车司机摸不着路子——从城市的主干道转出后 , 走一公里的田间小路 , 再拐两个弯才能到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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