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汉家制度：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治国之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汉元帝刘奭（音是） ， 乃汉宣帝刘洵在民间时所生长子 ， 八岁被立为太子 ， 长大后柔仁好儒 ， 对宣帝任用文法吏 ， 持刑太深多有非议 ， 曾劝谏宣帝应该用儒生治理天下 ， 而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 ， 本以霸王道杂之 ， 奈何纯任德教 ， 用周政乎！
宣帝认为太子好儒 ， 根本不懂治国之道 ， 汉家制度的精髓是王道、霸道兼杂 ， 若纯任德教 ， 那可以断定 ， 将来乱汉家天下者 ， 太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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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就汉家制度训斥元帝的故事 ， 记载于《汉书元帝纪》中 ， 而前后两代帝王争执的分歧点在于 ， 治下应该以刑名 ， 还是以德？
往深处讲 ， 其实就是在治国的大政方针上 ， 君主该采用哪一种制度的争论 。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 熟悉汉代历史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 汉初时 ， 统治者采用的是“黄老无为之术” ， 到了武帝执政 ， 又“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 ， 似乎并没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 ， 本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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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汉家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宣帝为什么反对太子重儒？
就此问题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
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从何而来
在之前的文章中 ， 笔者曾讲述过 ， 在汉初战乱经年 ， 百业凋敝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 为了恢复经济 ， 增殖人口 ， 汉政府所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是恰逢其时 。 因此从开国到武帝初年 ， 国家在大政方针上的指导思想 ， 依循的是“黄老之学”那套“无为而治”的理论 。
概括来讲汉朝早期的六十年 ， 总体施政便是“填以无为 ， 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
但是汉政府在国政上“填以无为” ， 却并不意味着就放弃了法家之刑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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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刘邦率先攻入关中时 ， 萧何就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 ， 刘邦称帝开国后 ， 又命萧何等“次律令、定章程” ， 秦代的典章制度一定程度上被汉朝继承 ， 所以才有“汉承秦制”的说法 。
只不过 ， 秦以苛政严法失天下 ， 汉初的有识之士认为应在秦法的基础上 ， 多行仁义 ， 从民欲 ， 这就让汉初的各项政策都带上了浓浓的黄老色彩 。
而汉文帝“本好刑名之言” ， 并在培养景帝时多“以治刑名侍太子” 。 贾谊、晁错都有主张建法立制 ， 维护中央权威 ， 只是鉴于功臣集团与诸侯王势力庞大 ， 文帝时采用的法家“霸道”还是有限 。 直到景帝时期诸侯王、功臣集团势力相继退出历史舞台 ， 中央王朝权力空前大涨 ， 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不再适用当下局势 ， 武帝继位后便开始寻求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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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逢董仲舒提出了全新的儒家治世观 ， 在以德治国的基础上 ， 赋予王道思想新内核 ， 强调大一统观念 ， 主张天人感应 ， 君权神授 。 这套完整的理论思想 ， 无异非常适合中央集权的统治 。 于是在元光元年 ， 武帝罢黜黄老之言 ， 从官方层面尊崇儒家 ， 并选儒士为官 ， 而选官的标准正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优劣来评判的 。
可以说从武帝起儒家的王道思想正式取代了黄老之学 ， 成为汉朝的既定国策 。 但是呢 ， 儒家治国的立足点更多强调的是王道的德治 ， 单凭道德约束显然流于空洞 。 因而武帝在选用儒生之时 ， 还注意继承文景以来重刑名的传统 ， 任张汤、赵禹等增订律例 ， 严刑峻法 ， 上至王公贵族 ， 下到豪强百姓 ， 犯法者多处以重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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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重法家的霸道 ， 目的在于“以名责实 ， 尊君卑臣 ， 崇上抑下” 。 在内武帝打击诸侯王、外戚、豪强维护皇权；对外北御匈奴 ， 南收闽越 。 这都需要动员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 以刑罚治下 ， 凝聚国力财赋是必然之举 。
只是单纯任法 ， 难免走上秦帝国老路 ， “竭民财力 ， 天下虚耗”的问题切实存在 ， 甚至尤甚于秦始皇 ， 可大汉朝廷却并未崩溃 。 其原因正是武帝“法贵不阿”的同时 ， 又恩威并举 ， 施行王道德治调和的结果
所以这套杂糅儒法两家的治国之术 ， 可谓是武帝一手开创 ， 被汉宣帝继承吸收 ， 并视之为“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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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之争
武帝后期 ， 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 ， 察举制成为选仕的主要途径 ， 这使得贤良文学为代表的儒士们在朝中影响力大涨 ， 他们对武帝用刑罚、霸道为主 ， 德治为辅助的治国策略非常不满 ， 要求以《诗》、《书》等儒家经典 ， 替代严刑峻法 ， 效仿周时王道治国 ， 以仁义道德使民心悦诚服 ， 方能长治久安 。
为此武帝驾崩后 ，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 ， 各郡国选出的六十余贤良文学 ， 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维护武帝政策的官员 ， 展开了一场“盐铁之议” 。
这场会议 ， 双方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围绕“盐铁”官营的政策上 ， 更涉及了经济、外交 ， 治国理念上的大讨论 ， 本质上讲还是刑、德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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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不着重展开 ， 只谈谈贤良文学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制度是怎样的 。
经济上德治派全面否定官营 ， 指责盐铁官营、均输、酒榷等与民争利 ， 主张放任 ， 从民欲的经济政策 。
盐铁专营及均输等政策 ， 在执行层面却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 如官营产品质量差 ， 强买强卖等诸多弊病与生俱来 ， 难以根治 。 但不能否认 ， 汉政府掌握盐铁专营要津 ， 为打击匈奴提供财力支持 ， 并极大的抑制了地方豪强势力膨胀 ， 减缓了豪族兼并小民的局面 。 所贤良文学所主张的放任经济政策 ， 并不符合国家利益 ， “驰山海之禁”的后果 ， 得利的绝不是平民百姓 ， 而是豪门大族 。 从这方面讲 ， 贤良文学所代表的正是 ， 以儒术起家的新兴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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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家大政制度上 ， 贤良文学提倡“上不苛扰 ， 下不烦劳 ， 各修其业 ， 各安其性” ， 这套理论太过空洞 ， 单靠执行者的道德自律与个人自觉 ， 没有律法从制度上的保证 ， 如何做到各安其业？
至于在对匈奴问题上 ， 贤良文学主张厚币和亲 ， 依靠德政的感化保持和平 。 没有强大国力的支持 ， 以德服人在外看来就是软弱可欺 ， 汉初已经有过教训 ， 贤良文学们的看法太过想当然 。
这次儒法之争 ， 虽然背后有霍光与桑弘羊等人权力争斗的影子 ， 但最终结果汉廷在“与民休息”的基础上仍坚持施行“霸王道杂之”的国策 。 尤其在汉宣帝继位后 ， 更是靠着霸道、王道并行 ， 整饬吏治 ， 降服匈奴 ， 将国家推向了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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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任德教的危害
汉宣帝不纯任德教 ， 是基于“俗儒不达时宜 ， 好是古非今 ， 使人眩于名实 ， 不知所守 ， 何足委任？”
这是当时儒士的通病 ， 他们总以先周王道之治为治国范本 ， 经常谈一些空洞的名目 ， 并不务实 ， 因此不被宣帝所重 。 治理国家贵在务实 ， 一味要恢复古制 ， 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毁灭性的 。 宣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 才会斥责汉元帝不能纯任德教 ， 德政更多体现在道德教化上 ， 与刑罚相辅相成 ， 这才能实现“治”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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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帝即位后 ， 好德政 ， 轻刑罚 ， 对官僚阶层约束不严 ， 之后几任君主皆是如此 ， 驰刑罚的后果就是贵族的特权扩大 ， 外戚势力开始疯狂滋长 ， 仁义道德显然没能遏制特权阶层的贪欲 ， 皇权在官僚地主面前不断矮化 ， 像外戚王氏家族 ， 飞扬跋扈 ， 法不能制 ， 最后更是为王莽代汉创造了足够的条件 。
至于王莽新朝时代推行的改制 ， 正是儒家经典中理想的王道政治构想 ， 结果怎么样无需赘言 ， 这种脱离实际的改制如同闹剧 ， 击碎了“纯任德教 ， 用周政”空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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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 ， 虽然有儒法之争 ， 但实际霸道的法治与王道的德治 ， 两者本身并不冲突 ， 法是现实的规范 ， 德是无形的约束 ， 单纯任用一者 ， 都能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 。 所以这使得历代王朝都引以为戒 ， 也让“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为历代王朝所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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