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萃|发挥人工智能对司法优化重塑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谢鸿飞:
民法典物权配置克服公地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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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物权编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建构物权类型和原始配置规则,从而确认社会的财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它首先通过厘定物的归属关系克服公地悲剧,避免物被过度使用,但物权界定的成本使其边界难以完全清晰;其次通过确认物权性的使用关系克服反公地悲剧,最大限度发挥物的价值,但受限于多个权利人决议的成本和公法管制等;最后,它将物权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并克服物权过度抽象化和观念化的弊端,从社会共生观念出发,为物权人配置了适当的法定义务,但义务的类型和强度难以精确 。民法典物权编在这三方面均有创新和突破,如增设添附制度、变革小区业主议事规则、新添用益物权人的生态保护义务、扩大担保物权客体等;但同时亦多有不足,如物权初始配置规则尚不整全、非住宅建筑物在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时的处理规则不明、公共地役权阙如等 。这三重视角彼此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它们可作为理解物权编尤其是其制度创新的主要线索,也可为物权编的解释和适用提供基础视阈 。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马长山:
【集萃|发挥人工智能对司法优化重塑效应】发挥人工智能对司法优化重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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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司法应用,开启了从“接近正义”迈向“可视正义”的历史进程,引发了司法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通过司法过程场景化、司法规则代码化、司法决策建模化、司法服务管理智慧化重塑着司法过程,大大提升了智慧司法的社会效能 。但司法人工智能亦有其内在限度 。算法决策要达到绝对的客观和精准并非易事,面对复杂疑难案件,其能够促进形式正义,却很难实现实质正义 。发挥人工智能对司法的优化重塑效应,应与对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同步进行 。需针对算法决策设立相应的规制和救济机制,注入公开、公平和责任理念,进而兴利除弊,促进科技向善和打造良性发展的智慧司法,更好地实现“可视正义” 。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黎宏:
两方面界定不阻止他人犯罪构成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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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当中发生的不阻止他人犯罪案件,有相当部分可以认定为作为共犯 。在行为人以言语、动作、眼神乃至默示等方式指示、放任正犯犯罪时,都可以作为共犯论处 。在判断不阻止行为到底是作为还是不作为时,必须结合不阻止行为实施当时的特定时空环境,考虑行为人与未被阻止的他人、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等因素,从物理和心理的两个方面进行 。只有在难以将不阻止行为处理为作为共犯的时候,才可以将其认定为不作为共犯;判断不阻止行为是否成立不作为共犯时,必须从行为人是否具有法益保护义务和危险源监视义务入手,根据结果回避可能性的要求,判断其不阻止行为是否具有成立不作为共犯的实行行为性,然后才能将不阻止行为论以相关犯罪的共犯即帮助犯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奋飞:
刑事诉讼中树立“争点主导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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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司法资源配置在刑事诉讼中的持续优化,充分激活控辩双方的处分自由,有效地保障司法裁判的公正,需要保证实质化庭审更有效地适用于控辩双方诉讼争议的解决 。这不仅需要建构认罪认罚案件和不认罪认罚案件的繁简分流机制,还需要在刑事普通程序内部建构“二元模式”,即“有诉讼争议—实质化解决”模式和“无诉讼争议—形式化确认”模式 。“有诉讼争议—实质化解决”模式,要求审判机关在妥善确定“诉讼争议”的基础上,真正贯彻直接言词原则,逐步克服对案卷笔录材料的依赖,对“诉讼争议”进行实质化审理 。与“有诉讼争议—实质化解决”模式不同,“无诉讼争议—形式化确认”模式,则不需要再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案卷笔录的证据资格也可以不再受到严格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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