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四 )

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中国模式兴起打破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我们要在理论上形成超越和突破 , 否则不足以解释或者应对新的发展趋势 。 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知识体系重新构建的切入点:第一 , 西方主流科学有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 它不会改变立场 , 接受社会主义民主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概念 , 这个理论构建工作中国学者责无旁贷 。第二 , 美国主流社会科学所奉行的理论早就被扬弃了 。 中国学者应充分掌握70年代“后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演进趋势 , 汲取科学史、知识社会学、科学实存论、批判实存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重要科学哲学相关理论的精髓 。第三 ,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所凭借的历史经验有很大的局限性 。 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 , 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伊斯兰教世界与东亚政治秩序 , 处于无知状态 。 对16世纪以前阿拉伯世界以及东亚世界的多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如何长时间共存的问题 , 并没有深入的研究 。我认为中国学者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 , 无论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 , 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 , 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 , 可以使中国学者在政治学领域进行超越和突破 。我们要特别关注 , 中国模式的兴起打破了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产生了哪些影响?(1)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 , 使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不再代表普世价值 , 西方主导的发展机构不再垄断最佳经济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话语权 。(2)中国模式激发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重新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 , 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帕雷托最优资源配置之间取得平衡 。(3)中国发展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 可以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 , 开创第三条道路 。(4)中国的政治模式在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 , 以及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 , 既开辟了构建政治体制合法化的有效机制 , 又能兼顾治理能力与执政绩效 。中国模式的兴起重启了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竞争格局 。 中国发展经验强调尊重国情差异 , 在实践中探索最佳道路 , 启示了每个国家都应该因地制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会面临不同的挑战与难题 , 需要与时俱进;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 , 也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 而中国在实践中探索的基本思路给许多发展中国家追求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参鉴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 , 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 。 要有知识全面的素养 。 纵横古今 , 放眼世界 , 不要故步自封 , 不要重蹈覆辙 , 先从深刻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和继承的历史经验入手 , 全面开展与不同文明体系的社会交流对话 。 要重新建立以人文涵养为根底的学术传统 , 要有扎实的方法论基础 , 批判性思考的训练;要有自主的人才培育机制 , 不做学术附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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