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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西方令人失望 ， 但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文化纵横》2020年8月新刊上市可在文化纵横微店订阅《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投稿邮箱：wenhuazongheng@gmail.com✪ 朱云汉 | 台湾大学政治系【导读】巨变时代正在来临 。 今天 ， 二战后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已经进入一个全面松动的阶段 ， 后西方世界秩序呼之欲出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长期受西方话语框架影响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 也面临着重构的压力和开新的重任 。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从政治学角度出发 ， 阐释了中国政治学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突破和超越西方政治学 。 他认为 ， 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化的政治学在理论与实践上有着深刻的裂痕 ， 存在着难以解释中国发展模式、难以跨越意识形态窠臼、选择性地诠释西方崛起历史等内在缺陷 ， 无力回应这个巨变时代所提出的知识挑战 。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 重新开启了现代化的多元竞争时代 ， 重塑了全球贸易格局 ， 探索了全新的发展模式——这些变化将冲击乃至打断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 。 他呼吁 ， 面向未来 ， 中国学者要有清晰自觉的实践目标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 通过实践来检验知识与理论的正确性 ， 而不是故步自封或重蹈西方覆辙 。 无论是从科学哲学理论的源头重建开始 ， 或是大幅拓宽政治学的历史视野 ， 或是重新构建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 ， 中国学者都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 ， 也理当进行超越和突破 ， 而不是继续做学术附庸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19年第11期 ， 代表作者观点 ， 供诸位参考 。突破与超越：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所谓突破 ， 就是中国政治学要跨出借鉴与移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 。 其实早就应当这样做 ， 可能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 。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治学者完全有条件另辟蹊径 ， 应该旗帜鲜明地跨出这一步 。▍为何要突破 ， 为何要超越我们过去追随的西方政治学基本上是美国的或美国化的政治学 。 美国政治学有严重的偏差与缺陷 。 它背离了理论与实践应有的联系 ， 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个词 ， 可以用来形容很多美国政治学者的专业态度 。我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的学术活动 ， 尤其是从事政治学的研究 ， 其成果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实践意义 ， 学者是不可能回避这个问题的 。 你是为谁做学问？你要把学问跟谁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或者这个时代？这都是学者必须面对的 。 我说要超越 ， 是因为西方政治学 ， 尤其是美国政治学已经忘了这些基本点 。 我们要回归经世济民的中心 ， 要重新建立理论和实践的密切联系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传承里 ， 这样的一种关怀和思考是极其丰富的 。 于右任的书法大家都很熟悉 ， 他书写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张载（张横渠）的“横渠四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表达了儒家学派对理想的追求和实践 ， 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 。 它是中国人精神上的坐标 ， 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对国家、对社会的关怀、担当和使命感 。 这是可以指导我们去思考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结晶 。目前 ，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难以预见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 全球金融危机让主流经济学陷入巨大的困境 ， 西方民主体制的合法性危机让政治学者非常彷徨 ， 他们无力直面并回应这个历史巨变时代的知识挑战 。1. 西方主要社会科学理论架构难以解释中国的发展模式 。 实际上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论的一种基本设想 ， 西方学者或者是刻意进行回避 ， 或者是在这方面显得非常苍白 。2.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对中国带动的世界秩序重组 ， 没有思想准备 。 他们无法理解中国兴起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机遇 ， 无法正确地或者认真地对待中国的复兴 ， 以及中国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前所未有的自主发展的机遇 。 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 ， 连中国学者自己都未展开 ， 更不可能期待美国学者、西方学者能够更前瞻地对中国兴起从事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 。3. 美国主流政治学陷入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 。 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无视科学哲学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 他们死守已经被扬弃的科学哲学理论 ， 一直将其作为美国主流社会科学知识建构的指导原则 ， 犹如问道于盲 。 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学哲学领域的共识是 ， 逻辑实证论严重误解了科学活动的本质：首先 ， 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是仅限于经验世界 ， 而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其次 ， 科学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挥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 ， 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 。这种脱节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于其固执的意识形态立场 ， 其次是源于其所依赖的社会哲学理论 ， 最后是源于其所凭借的局部而片面的历史经验 。相当多的美国学者存在固执的意识形态预设立场 ， 产生多方面认识的偏差 ， 主要体现在：（1）自由主义偏差：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2）历史终结偏差：认为西方展示的代议民主、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三位一体 ， 代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 ， 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 ， 就是处于顽抗的过渡阶段；（3）西方中心偏见：认为西方创造了近代的人类进步 ， 西方经验是界定进步与落后 ， 文明与野蛮的坐标 。 上述三个预设立场 ， 严重阻碍了美国学者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巨变 。中国精英的“附庸”惯性更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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