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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民国之前的中国并无考古学这一学科 。 历史上第一个把考古学系统带引入中国的人是哈佛硕士李济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共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 ， 李济算是第五位进入清华的导师 。 当时由于太年轻或其它原因 ， 他被称为讲师而非教授 ， 他当时29岁 。未称教授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 ， 后来据他的儿子李光谟回忆 ， 大概是他的专业是考古而非国学 ， 清华国学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学” 。李济生于1896年7月12日 ， 字济之 ， 湖北省钟祥市人 。 四岁时即跟随表叔诵读“盘古首出 ， 天地初分”的线装古书 。 七岁随在清朝内务府做小官的父亲到北京读小学 ， 14岁考入清华学堂 ， 1918年毕业后赴美留学 。1918年和他同船留美的大都是后来搅动中国的风云人物或者各界精英才俊 ， 如叶企孙、董时进、查梁钊、徐志摩 ， 还有一个后来造反的政治家汪精卫 。他和徐志摩共住一室多年 ， 成为密友 。李济在美最先读的是心理、财政和银行学 ， 1920年入哈佛攻读人类学专业 ， 当时他师从的教授是具有国际声望的人类学大师胡顿和罗兰.B狄克森等 。他以《中国民族的形成》一篇论文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 ， 他是第一位获得哈佛博士的中国人 ， 时年27岁 。他毕业后即踏上归国之路 。 多年后李济对此的解释是“那时的留学生 ， 没有一个想在美国长久呆下去 ， 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 。 那时的留学生都是一毕业就回国的 。 选择职业的时候 ， 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 。 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 ， 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 ”回国后在他的美国同学凌冰 ， 当时担任南开大学教务长 ， 向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推荐 ， 进入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矿科教授 ， 次年兼任文科主任 。当时由于矿科学术缘故结识了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 。翁文灏对地震理论研究探索和周口店猿人挖掘发现功不可没 ， 后半生从政 ， 曾任国民党秘书长和行政院长 ， 书生从政对于学术是一大损失 。后又通过翁文灏认识了当时中国第一位 ， 也是唯一的一位最早的地质学领袖丁文江 ， 这次结识改变了李济人生命运的走向 。丁文江作为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 ， 对田野考古颇为热心 ， 恰在此时河南新郑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引起业内关注 ， 丁文江此时便鼓励李济去河南新郑考察挖掘 ， 并筹集200元经费 ， 同时派了一位助手协助李济 。 这个建议被李济接受 。至此李济开始踏入考古学这一领域 ， 算是半路出家 。 此后一生的学术主攻方向转为考古学方向 。 此举正如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走下飞船舷梯对人类说的一句话“这是我的一小步 ， 确是人类的一大步 。 ”从此李济一脚踏进田野考古学领域一发不可收拾 ， 一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924年鉴于李济日渐增大的知名度 ， 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团队 ， 共同开展田野考古工作 。 美方并派毕士博负责具体洽谈合作和考古事务 。 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 ， 但合作的前提是：1 ， 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 ， 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2 ， 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对方答应了上述两个条件 。 于是李济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 同时辞去了南开大学的教职 。李济所提的上面两个条件 ， 既维护了主权又公平合作 ， 并且取得了部分外部资金的支持 。 此举开创了国际合作搞科研的先河 。李济加入美方合作团队不久 ， 适逢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 ， 丁文江属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顾问 ， 此刻又推荐李济加入清华 。 认为可以一边教学 ， 一边从事田野考古 。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一听是哈佛博士求之不得 ， 李济由此便踏入清华的校门任教 。 和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 ， 并列为第五位导师 。他在清华担任的课程有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 。 和几位导师相处融洽 ， 尤其和梁启超走的更近 。 主要原因是梁启超对于考古和人类学的前景观察判断 ， 更具战略和世界眼光 ， 同时本人又是考古学会会长 ， 令李济颇为敬服 。1926年2月 ， 李济和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袁复礼先后两次同赴山西考古挖掘 。 梁启超把他们一行推荐给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 ， 请模范省长阎老西提供支持和方便 。对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采取“劈葱式”发掘与“三点记载法”和“层叠式记载法” ， 这种方法被李济称为“刮地皮法” ， 至今仍是考古界的基本通用法则 。这次发掘是中国人第一次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 ， 李济次年撰写并发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发掘报告 。这次考察收集了陶器、青铜器等七十多箱考古样本 ， 取得非凡的成就 。 此次也是李济在清华期间唯一的一次田野考古 。1927年清华四导师之一王国维投湖自尽 ， 加之梁启超患了严重的肾脏疾病 ， 那已正常工作 ， 造成李济的田野考古计划沉寂了一段时间 。1928年 ，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 ， 在丁文江、杨杏佛、李四光等人的推荐下 ， 李济加入了傅斯年领导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 ， 担任考古组主任 ， 一直到其去世都没离开过中研院考古组 。 1929年 ， 李济会晤董作宾 ， 提出了董对殷墟第一次考古发掘的失误 ， 主持安阳殷墟第二次、第三次考古发掘 ， 主编出版《安阳发掘报告》 。 1930年 ， 李济在学生吴金鼎的邀请下 ， 参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 ， 发现了龙山文化 ， 解决了中国文化源流问题 ， 破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 这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其相关研究引起全世界的重视 。其后十余年 ， 李济一直参与关注着安阳考古发掘 ， 去了台湾后也依然对安阳念念不忘 。1929年梁启超辞世半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布解散 ， 此时清华大学已改为国立大学 ， 校长为海归派罗家伦 。清华国学研究院解散 ， 傅斯年邀请赵元任和陈寅恪加入史语所 ， 和李济三人分别担任考古、语言和历史组组长 。这一年李济33岁和傅斯年同岁 。傅斯年以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见解 ， 对于历史研究向来主张“一份材料出一分货 ， 十分材料出十分货 ， 没有材料不出货 。 ”“我们不是读书人 ， 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 动手动脚找东西” 。有这样的真知灼见 ， 李济在后来的安阳殷墟、甲骨文考古挖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30年夏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 ， 这位哈佛大学专攻考古学的硕士也加入了李济的考古队伍 ， 梁思永是第一位专攻考古的海归 。七七事变后 ， 史语所避战火先到昆明 ， 后到四川李庄 。 颠簸流离 ， 备艰辛备尝 ， 但乐在其中 。在大陆的最后几年里 ， 李济曾应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之邀 ， 与北大校长胡适联袂赴武汉讲学 。李济分别在武昌和汉口作了两次演讲 ， 题目分别是《青铜时代之初期》和《日本一个月》 。在武汉大学演讲时 ， 武大的大礼堂挤满了人 ， 校长周鲠生致辞：“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贵宾 ， 一位是北大校长胡适先生 ， 姓胡名适字适之 ， 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 ， 姓李名济字济之 。 他们两位的名和字是不谋而合啊……我对考古学是一窍不通 ， 好在胡适校长是无所不通 ， 现在就请他代劳给大家介绍一下李济之教授 。 ”这段故事也被曾昆吾、王孔旭记录 ， 载在《武汉大学校友通讯》里 。 然而就在这次愉快的学术之旅后不久 ， 李济便随史语所迁往台湾 ， 长期滞留在台湾 ， 一直到逝世 。 从此断绝了与大陆的一切往来 。初到台湾 ， 国民党自身难保 ， 无暇顾及学术人士 。 史语所在1949年搬到了杨梅火车站 ， 在闷热的库房里运来的资料尚不能开箱 ， 研究一度中断 ， 生活上也饱受困苦 。没有田野工作可做 ， 李济就研究豫北出土的戈戟一类的兵器 ， 撰写了数篇相关的文章 。 后来带领台大历史系和史语所数人迁往台中瑞岩 ， 作泰雅人的体质人类学调查 。等到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 ， 情况有了改善 ， 李济创办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 ， 并兼任系主任 。 在李济的主持下 ， 台大的考古人类学重现生机 ， 继续开展对日据时代以来台湾考古学研究 ， 同时开展对殷墟的考古学研究 ， 还积极从事对台湾全岛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 进行田野考察 。1950年 ， 傅斯年突发脑溢血去世 ， 史语所群龙无首 ， 随后几年又是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 ， 借书都要受到控制 ， 大陆学人的著作都不能看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 20世纪50年代初期 ，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招收了多位优秀的新生 ， 如首届的李亦园、唐美君 ， 第二届的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 。李济也是十分欣喜能培养出像张光直和李亦园这样优秀的学生 ， 这些优秀的弟子也不负恩师的期望 ， 撑起了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研究的一片天 。学生们眼中的李济如同家长 ， 严厉得让人有些害怕 ， 却又感谢他敬服他 。1953年 ， 李济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刊》 。 1954年 ， 史语所终于落成于台北南港 ， 告别漂泊的岁月和简陋的杨梅小镇 ， 相关研究也回归正途 。随后几年的“中研院”院长数次变更 ， 李济曾两度代理院长 。 李济在50年代发表了《殷墟器物甲编》 ， 出版了英文本《中国文明的开始》 ， 撰写了多篇关于殷墟器物的论著 。 60年代初主持编纂《侯家庄》 ， 与美国专家合作编写《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 ， 共5册 ， 于1972年全部出齐 。 1965年李济70岁寿辰时 ， 学术界同仁出版了《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 。古稀之年的李济笔耕不辍 ， 先是赴旧金山参加亚洲艺术读者讨论会 ， 后赴澳洲及北美讲学 ， 发表了《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 。 1972年 ， 李济主编的《中国上古史》第一册出版 ， 其去世后四册出齐 。李济大半生都围绕着殷墟考古 ， 自他1949年赴台到1979年去世 ， 一直在台湾研究殷墟的发掘报告和研究报告 。 80岁的他撰写毕生最后一部学术专著《Anyang》 ， 欲向世界介绍安阳 ， 因此他选择用英文来写 。用平实的语言讲述15次安阳发掘的经过 ， 历时两年时间 ， 于1977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 该书面世后影响广泛 ， 成为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考古学课程的必备参考书 。1979年8月1日 ， 李济先生安然离世 ， 这一天恰好是他创办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30周年纪念日 。现在 ， 台湾大学的校园里伫立着李济先生的半身铜像 ， 该铜像的雕塑者在了解了李济的一生后深深折服 ， 分文未取 ， 并觉得雕塑不足以表达敬意因此不愿留名 。大陆这边五十年代以后很少提起李济 ， 即使提起评价偏于负面 。1959年 ， 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 。 李济的儿子李光谟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 ， 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 。此后 ， 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 ， 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 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 ， 充满了政治术语 ， 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 ， 按照他一贯的标准 ， 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 。 ”李光谟感叹道 。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 ， 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 ， 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 ， 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 ， 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 。 ”其实岂止“害怕” ， 在一些人眼中 ， 此人简直就是可恶 。 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 ， 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 。 但刻薄如李敖 ， 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 ， 此后 ， 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 ， 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 ， 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 ， 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 ， 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 ， 但他说：“1977年 ， 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 ， 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 。近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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