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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郭尚仁在自家门前 。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郭尚仁的两个女儿在看父亲接受采访 。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郭尚仁父亲寄出的信以及收到的回执 。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郭尚仁年轻时的照片 。男子被关看守所10年：一年半后才知自己“杀了人”
郭尚仁的案件材料 ， 右上为他在看守所用牙膏写的申诉书 。在泥阳镇上 ， 郭尚仁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 他个头不高 ， 时常沉默着 ， 走在街上和其他西北老汉没什么两样 。 镇子很小 ， 有时穿过那条不足两公里的街道 ， 他要停下几次与熟人打招呼 ， 看起来一切都很平常 。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 ， 他是镇上为数不多坐过牢的人 。 准确地说 ， 他曾在看守所关了10年 ， 只是没多少人在意两者的区别 。 他的名字经常与36年前轰动一时的强奸杀人案联系在一起 ， 演绎出了众多版本 。与郭尚仁来往时 ， 这件事成为一种禁忌 ， 大家默契地选择避而不谈 。 它通常出现在村民背后议论中 ， “人是不是他杀的”是最能让人兴奋的话题 。这个疑问一直压着郭尚仁 ， 让他感觉“低人一等” 。 他无力反驳 ， 在法律意义上 ， 他仍然是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命案发生在1984年甘肃徽县群山环绕的泥阳镇里 。 死者是供销社门市部的营业员 ， 她是当地中学老师的女儿 ， 一个远近闻名的美人 。 案发第二天 ， 公安局带走了包括郭尚仁在内的几个嫌疑人 ， 只有郭尚仁没再回来 。往后的日子里 ， 他先后收到一次死刑判决、一次无期徒刑判决 ， 均被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主要事实不清 ， 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 ， 发回重审 。 郭尚仁在看守所里待到第五年时 ， 原审法院把案子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 又过了5年 ， 检察院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继续侦查” ， 往后再无进展 。1994年6月30日 ， 郭尚仁被“取保候审” 。 至此 ， 在没有一份生效判决的情况下 ， 他在那间12平方米的监室里待了3721天 。他坚称没有杀人 ， 除了要求无罪判决 ， 也反对“区别对待” ， 包括取保候审 。 他不断申诉、上访 ， 2009年2月 ， 徽县公安局在一份信访答复书中向他反馈：“取保候审现已解除 。 ”从22岁到58岁 ， 郭尚仁当了36年的“犯罪嫌疑人” ， 他不知道还要当到什么时候 ， “我不想把这个名声带到棺材里” 。1泥阳镇位于西秦岭南麓 ， 这里是黄土高原和秦巴山区的接合处 ， 山脉连绵 ， 镇子见缝插针般建在难得的平地上 。今年夏天雨水多 ， 镇子外的河道里翻腾着浑黄的洪水 。 镇子里 ， 大雨天的街道上空无一人 ， 超市循环播放着促销广告 。郭尚仁家在泥阳街后面的村子里 。 这几天 ， 村里的垃圾坑被雨水浸泡 ， 蚯蚓爬到水泥路上 ，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腥臭的味道 。郭尚仁喜欢这种天气 ， 他不用出门 ， 也不用面对他人 。 在家的大部分时候 ， 他捧着手机 ， 翻看各种“冤案平反”的消息 。近几年 ， 他突然变得心急 。 高血压让他的脑袋经常发蒙 ， 也抹除着他的记忆 。 有时他翻看过去托狱友带出的家书 ， 会突然愣住 ， 怎么都记不起信中某个名字 。他总是一脸愁容 ， 眉头像被胶水粘住 ， 很少分开 。 在北京打工的妻子收到姐妹的信息 ， “最近老郭看起来心事很重” 。大家都清楚 ， 郭尚仁是为自己的案子和身份发愁 。 从看守所出来26年 ， 他收获一种经验 ， 不管是出于“真诚”还是“礼貌” ， 只要别人不提及那件事 ， 他就配合表现得像个普通人 ， 装作一切真的没有发生过 。这件事藏在他心底 ， 以及一个黑色的皮包里 。黑色皮包和女儿的毕业证、家人的户口本 ， 还有银行存折一起 ， 放在收纳最重要物品的柜子里 。皮包里塞满信件和案件材料 ， 散发着霉味的纸张记录了郭尚仁不愿言说的那段人生——法院的判决书、看守所里用折断的筷子蘸着牙膏写的申诉状、托狱友带出的家书 ， 还有父亲写的几十份“为儿鸣冤书” 。当年的判决书显示 ， 郭尚仁曾向受害人小铃（化名）求婚 ， 对方没有明确同意 ， “被告人却大耍无赖 ， 将小铃据为己有 ， 不许他人与小铃恋爱” 。 后来另外两个男青年与小铃有过交往 ， 分别被郭尚仁以划破自行车轮胎和殴打报复 。“小铃和我不成婚 ， 我要宰了她哩 。 ”判决书里写道 ， 郭尚仁曾多次扬言要杀害小铃 。多年以后 ， 郭尚仁回忆这段往事 ， 说没有后悔案发当晚曾和小铃共处一室 ， 却对当年的“轻狂”悔恨不已 。 他承认那些报复和威胁都是事实 ， 而那些“大话”则让他成了“倒霉鬼” 。“轻狂”也是宋义林对郭尚仁最深刻的印象 ， 他是郭尚仁高中时的班主任 。“一个老师教过的学生里 ， 最捣蛋的和学习最好的是记得最清的 。 ”宋义林有接近40年教龄 ， “郭尚仁毫无疑问就是最捣蛋的那个” 。他是家中独子 ， 父亲又是粮管所干部 。 上高中时他就戴“上海”牌手表 ， “120元 ， 相当于父亲3个月的工资” 。 高中毕业后 ， 他又成了泥阳街上第一批骑自行车的人 。在宋义林的记忆里 ， 郭尚仁“家庭条件好 ， 不爱学习 ， 爱打捶（西北方言 ， 指打架——编者注） ， 根本坐不住” 。 他把郭尚仁称作“小混混” ， 时常有女生哭着向他告状 ， 说被郭尚仁“揪辫子 ， 掐脸蛋” 。“臭名昭著 。 ”宋义林笑着说 。紧接着 ，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 ， 解释说在他眼里 ， 郭尚仁的“种种劣迹”不过是为了“逞能、出风头” ， “这孩子思想比较简单 ， 虽然调皮 ， 倒没什么恶念” 。他记得有次镇上“闹贼” ， 郭尚仁就带几个朋友去抓小偷 ， 抓到后当众把小偷打了一顿 。 镇上有庙会 ， 他去义务收门票 ， 看谁捣乱 ， 就过去维持秩序 。因为惹过不少事 ， 在小镇上 ， 他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 。“他被抓后 ， 大家几乎没有不赞成的 。 ”宋义林说 。2泥阳镇属于徽县 ， 但离成县县城更近 ， 平日里镇上的人看病、采购 ， 更习惯去成县 。 郭尚仁被抓时 ， 正坐在成县汽车站的车上 ， 等待发车 。 在日后的审讯中 ， 这被当作他“畏罪潜逃”的证据 。对此 ， 他和父亲几乎在每份申诉书上解释 ， 当时他坐在从县城返回泥阳的公交车 ， 而到县城 ， 则是为了赴前一晚与小铃的约定 。案发当天 ， 1984年4月19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 。 那是谷雨的前一天 ， 这里天黑得晚 ， 山区昼夜温差大 ， 晚饭过后很少有人再出门 。关于这天的细节 ， 郭尚仁不知重复讲过多少遍 。 他说那天下午5点 ， 从隔壁镇的粮管所下班后 ， 他就急忙坐公交车回到泥阳——那几日小铃值夜班 ， 他们约好见面 。到家后 ， 因为隔壁村要放电影 ， 母亲已经做好晚饭 。 7点左右 ， 家人吃过饭 ， 天快要黑透 。 母亲和妹妹去看电影 ， 他去了和自家只隔一排房子的供销社门市部 。供销社有个院子 ， 大门在靠近郭尚仁家的一侧 ， 门市部正对着大门 。 他说因为事前约定 ， 小铃给他留了值班室的后门 。 按照郭尚仁的说法 ， 进屋后 ， 两人一直闲聊 。“她怀疑自己已经怀孕 ， 我俩就约好第二天到成县医院去做个检查 。 ”郭尚仁解释 ， “当时怕别人看到后说闲话 ， 就决定分开去县城 。 ”晚上10点左右 ， 两人发生了性关系 。 郭尚仁说他随后听到外面街上 ， 看完电影的人互相讨论的声音 。据郭尚仁回忆 ， 他10点半左右离开门市部值班室 ， 小铃送他到大门处 ， 分别时他看到院内的居民出来烧炕 。 出门后 ， 他听到小铃闩上了大门 。“被抓后 ， 连续3个月 ， 他们（警察）每天都在问我这些细节 。 ”郭尚仁说那时警察一直没有透露小铃被害的事 ， 他以为自己是因为和小铃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才被关起来 。1984年正值“严打” ， 他看过泥阳镇的公审大会 ， 有个人因为“偷看女人睡觉”获“流氓罪” ， “判了好几年” 。郭尚仁不知道 ， 他已被徽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 ， 两次向徽县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 都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 。在看守所待了一年半后 ， 郭尚仁才知道自己“杀了人” 。 1985年10月9日 ， 管教叫他到看守所的院子里 ， 检察院对他宣读逮捕决定 。听到“涉嫌故意杀人”时 ， 他“脑子轰地一声 ， 眼一黑啥都不晓得了” 。 醒来后 ， 他发现自己躺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 ， 已经戴上了手铐、脚镣 。4天后 ， 他在公安局的审讯室见到了父母 。母亲先进来 ， 没说几句话就哭得喘不过气 。 他不经意挪动了下腿 ， 脚镣发出铁链碰撞的声响 ， “母亲看到后 ， 一下就不行了 ， 后来被人搀着才走出去” 。探视时间有限 ， 父亲进来直奔主题 。 “人是不是你杀的？”他记得父亲流着泪 ， 眼神里满是关切、心疼 ， 语气又带着些愤恨 。得到儿子否定的回答后 ， 他告诉儿子 ， 既然没有杀人 ， 就不要被吓坏或者气坏 ， 保重好身体 ， “一定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这是郭尚仁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 也是最后一次与父亲交谈 。这次探视一年后 ， 他的母亲被“气死” ， 去世时只有49岁 。 他不知情 ， 在托狱友带出的家书中写道：“东西（生活用品）都是父亲送的 ， 请你出去后让我母亲给我做一条裤子拿来 ， 表示一切顺利 。 ”他一直没有等到那条裤子 。 两年后 ， 一位新狱友给他带来母亲去世的消息 。那天过后 ， 父亲也没再来过 ， 逐渐地 ， 连生活用品都不再送来 。 郭尚仁“又伤心 ， 又生气” ， 觉得本就含冤 ， 父亲似乎又放弃了自己 。“这里在押人员家属均都来过 ， 也照常送过东西 ， 但是始终未见父亲来 ， 使我非常焦急和不安 。 尽（不）管怎样 ， 父亲（也）应该来几次 ， 即就是一半件用品 ， （也）可以证明我们父子的来往 。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等他取保候审回到家 ， 再次见到父亲时 ， 老人已经半身不遂 。 “他说不出话 ， 就拉着我的手 ， 感觉很着急 ， 嘴里咦咦啊啊 。 ”过了不到一年 ， 老人去世 。 整理父亲遗物时 ， 郭尚仁发现很多手写的材料 。 蓝色的钢笔墨水褪了色 ， 大部分都是申诉信的草稿 ， 有些布满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 。 他从这些草稿里看到 ， 父亲去过多次陇南、兰州 ， 时间从1984年持续到1991年 ， 这一年 ， 父亲中风偏瘫 。谈及这些经历 ， 郭尚仁情绪平静 ， 语速略慢 ， 甚至有些迟缓 。 在漫长的牢狱生涯里 ， 他的感情似乎被磨平 。 他说自己是那间“号子”里待得最久的人 ， 10年来他看着人来人往 ， 一个陪他最久的狱友 ， 也只待了一年 。他说被正式逮捕后 ， 自己戴了3年手铐和脚镣 ， 24小时不会打开 ， “吃饭、睡觉都要戴着” ， 这是他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 “再往后就麻木了 ， 糊里糊涂的 ， 也不想自己的事了 。 每天等着中午12点开饭 ， 吃完睡觉 。 一混一年 ， 一混一年……”3郭尚仁说 ， 被正式逮捕后 ， 他经历了连续一周的“突审” ， “不让我睡觉 ， 轮番换人让我交待怎么杀人的” 。“我没杀人 。 ”他描述自己当时的反应 ， 声音突然提高 ， 情绪出现少有的波动 。每次审讯结束后 ， 办案人员会让他在笔录上按手印 。 “有时让我看（笔录） ， 有时是他们念给我听 ， 但我当时太困 ， 脑袋已经是木的 ， 很多手印都是稀里糊涂按下 。 ”他坚称自己从来没有承认过杀人 ， 直到被关押两年半后 ， 1986年11月 ， 他正式接到原甘肃省检察院陇南分院的起诉书 ， 看到自己“杀人”的过程 。“被告人郭尚仁挖洞进入门市部值班室 ， 趁小铃入睡之机 ， 扼压小铃的前颈部 ， 用小铃的帆布裤带勒紧颈部并进行奸污 ， 至小铃窒息死亡 。 然后 ， 伪造现场逃脱 。 ”不久前讲到这份起诉书 ， 坐在自家的沙发上 ， 郭尚仁忽然挺直腰板 ， 熟练地背诵起这段内容 ， 窗外暴雨如注 。接到起诉书一个月后 ， 他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 ， 再次听到那段内容 。 他记得当时法庭里没人旁听 ， 公诉人陈诉这些“事实”时 ， 他忍不住大喊：“我没杀人 ， 你才杀了人！”法官制止他失控的言行 ， 两个人民陪审员发表意见：“这个人狡猾得很 ， 不好好认罪 。 ”临近中午时 ， 法官宣判结果：死刑 。被告席上的郭尚仁再次晕倒 ， 醒来后 ， 他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要上诉” 。后来郭尚仁对比后发现 ， 在那份起诉书里 ， 公诉机关认定的事实是“先奸后杀” ， 而法院的判决书里 ， 却认定他用帆布裤带勒紧小铃颈部 ， “致小铃窒息后将其奸污” 。第二年3月 ， 甘肃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原判认定上诉人郭尚仁故意杀人的主要事实不清 ， 证据不足……撤销原判 ， 发回陇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收到高院的裁定书后 ， 郭尚仁“心里说不出地高兴” 。 他想把好消息告诉家人 ， 但没办法传递出去 。 他把裁定书给同监房的狱友传阅 ， “他们都说我死不了了” 。“别人冤我 ， 但是省里不冤我 。 ”郭尚仁找到了久违的信心 ， 他给父亲写信说：“请相信共和国的国徽不会变黑 ， 事情迟早会明白 。 ”一年半的等待后 ， 1988年9月的一天 ， 他被叫去法院的一间办公室 ， 一位审判员把判决书递给他 。 这一次 ， 在没有新增证据的情况下 ， 他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说 ， 审判员让他别再上诉 ， 保住命已经是万幸 ， 赶快去服刑 。“我没杀人！”回忆当时的情形 ， 他再次提高音量 ， 睁大眼睛 ， 滚圆的眼珠暴突出来 。 他拒绝审判员的建议 ， 坚持上诉 。没过多久 ， 他再次收到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 ， 结论同样是“发回重审” 。1989年8月 ， 郭尚仁失去自由的第五年 ， 原陇南地区中院作出刑事裁定：“该案主要事实不清 ， 证据不足”“退回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陇南分院补充侦查” 。这是法院对郭尚仁作出的最后一份裁定 ， 也是一份没有判决结论的裁定 。 郭尚仁开始在看守所里等待“补充侦查”的结果 ， 不确定性令他感到煎熬 。 “有时看到旁边监房里的人 ， 中午吃饭时还好好的 ， 下午就拉出去 ， 说是枪毙了 。 ”5年后 ， 1994年6月30日11点左右 ， 管教来到监房外 ， 让他卷好铺盖 。“这是干啥？”郭尚仁小心地询问 ， 他说那会儿又害怕 ， 又有点兴奋 。“今天放你出去 ， 你被取保候审了 。 ”他清晰地记着管教的这句话 。很多年以后 ， 他从徽县公安局给出的信访回复中得知 ， 1994年6月23日 ， 原陇南检察分院把他的案卷退回徽县公安局 ， 并附文示：经（原）陇南地区政法委研究决定对郭尚仁取保候审 ， 继续侦查 。事实上 ， 就刑事诉讼法而言 ， 不管是1979年的版本 ， 还是2018年最新修订的版本 ， 都明确规定：补充侦查的案件 ， 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 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 。“刑诉法这样规定 ， 就是为了防止案件久拖不决 ， 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刑事诉讼法专家陈永生告诉采访人员 。郭尚仁案一共经历过3次“补充侦查” ， 时间分别为26天、8个月零15天以及4年9个月零28天 。4从看守所出来那天 ， 郭尚仁的姨父和一个陌生男人来接他 ， 那人是他的妹夫 。 他被抓时 ， 父母领养的妹妹才11岁 。 10年间 ， 她认了亲生父母 ， 又结婚生子 。妹夫递给他一支烟 ， 在看守所10年没抽烟 ， 他一口吸太猛 ， 把自己闷晕过去 。回到家 ， 他发现灶屋里的筷子和锅铲没换过 ， 但堂屋里过去的平地已经坑坑洼洼 。供销社门市部还在 ， 案发后一直废弃 。 村里有人盖起了砖房 ， 有人正在打地基 ， 自家还是那栋老房子 ， “下大雨时 ， 屋里墙都是湿的” 。和其他冤狱苦主不同 ， 郭尚仁的归乡没有任何欢迎仪式 。 反倒是公安局到乡政府开了个大会 ， 叫来派出所、村委会的负责人 ， 宣布对他的取保候审决定 ， 然后提出要求 ， 取保期间不能出市 ， 要随叫随到 ， 有事外出要请假等 。已经32岁的郭尚仁半年里相了4次亲 。 提到坐过牢 ， 不管怎么解释 ， 也没人答应 。高知花一开始也没答应 ， 父母跟她提起这门亲事 ， 她抱怨说：“结婚这么大的事 ， 他都杀过人 ， 我不同意 。 ”凶案发生时 ， 高知花正在上初三 。 她记得河堤上的小树林里 ， 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围着一个盖白布的担架 ， 镇上人都说在解剖尸体 。 她也去看了一眼 ， 这个场面让她觉得恐怖 。亲事找来时 ， 她24岁 ， 在西安打工 ， 烫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大波浪 ， 穿着红色大翻领风衣 ， 挎着一个精巧的女包 ， 在大雁塔下留影 。她在西安有恋爱对象 ， 但父母不同意 。 妹妹嫁得远 ， 母亲想把她留在身边 ， 父亲则信奉“父母之命 ， 媒妁之言” 。她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 ， 是郭尚仁到家里提亲 ， “皮肤很白 ， 看着不像干活的农民”——后来她才明白 ， 在看守所10年 ， 郭尚仁没怎么晒过太阳 。那天郭尚仁很沉默 ， 媒人一刻不停 ， “换着法儿地”夸他 。 最后他终于开口：“我是被冤的 ， 你们要是相信我 ， 就把女儿嫁给我 ， 要是不相信 ， 就算了 。 ”父亲告诉高知花 ， 郭尚仁是被冤枉的 ， 迟早会翻案 ， “受过苦的人 ， 以后一定会好好干” 。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好处是 ， 郭尚仁的父亲还活着 。 “你好好照顾着 ， 退休金也可以支撑你们的生活 。 ”高知花说她当时更多是“赌气” ， 见面1个月后 ， 这场父母包办的婚姻就在一切从简的仪式中开始了 。 不到半年 ， 郭尚仁的父亲就去世了 ， 退休金没了 。 郭尚仁没有亲兄弟姐妹 ， 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我同学朋友嫁得都很好 ， 有时候我就想 ， 怎么嫁给了这种人 ， 在外人面前感觉都有点抬不起头 。 ”结婚后不久 ， 高知花开始后悔 。 哥哥鼓励她离婚 ， 但被她拒绝 ， “既然嫁了 ， 不管多难 ， 我就跟他好好过” 。父亲预言的“他会好好干”也没有应验 。 高知花发现 ， “他干什么事都慢一步 ， 跟不上别人”“干活儿也没劲 ， 到院子里种点菜 ， 就饭都吃不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 泥阳镇开始有人外出开货车 。 带头的挣到钱后 ， 风气就形成了 ， 直到今天 ， 这仍是泥阳的“支柱产业” 。1995年大女儿出生后 ， 郭尚仁也跟风考了驾照 。 不过因为“取保候审” ， 他不能到外地开车 。 他和妻子贷款加借钱 ， 花3万元买了辆小面包车 。 山上有个铅锌矿 ， 他就拉点衣服、菜往上送 ， 有时来回再拉几个人 。结果车况不好 ， “赚的钱不够修车的” 。 拮据的生活让夫妻间矛盾不断 。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 ， 郭尚仁没有主动提过过去的事 ， 有时高知花也会怀疑 ， “枕边人到底有没有杀过人” 。大女儿1岁多的时候 ， 有次两人吵架 ， 高知花起了性子：“你不是杀过人吗 ， 有种你把我也杀了 。 ”她记得那是个冬天 ， 丈夫反应很激烈 ， 拿起炉子边上的火钳 ， 仰着头要往脖子上插：“如果你也觉得我杀过人 ， 我就把我自己弄死！”“他眼泪都下来了 ， 我心一下软了 ， 孩子都没来得及抱 ， 上去把火钳夺下来 。 ”高知花垂下眼睑 ， 声音低沉 ， 脸上已经藏不住细纹 ， “这是我记得最清的一次” 。后来她无意间翻出了郭尚仁的那个黑色皮包 ， 把里面的材料一字一句看了个遍 。“看后我就相信他真的是被冤枉的了 。 ”高知花说这件事她没有告诉丈夫 ， 但“那时我就在心里跟自己说 ， 等孩子再大点 ， 我一定出去把这个案子给他跑下来” 。郭尚仁的面包车跑了将近10年 ， 直到山上的矿关掉 。 他把车卖掉 ， 换了辆农用小货车 ， 开始卖菜 。女儿上大学时 ， “卖菜赚100元就马上给她打过去当生活费 ， 赚50元就打50元” 。小货车又跑了10年 ， 卖菜赚不到钱了 。 2016年 ， 夫妻俩把车卖了 ， 还了些债 ， 高知花到北京打工 。“这么多年我一直支持他 ， 希望他能把案子翻了 ， 把压在身上这块石头卸下来 ， 他能抬起头 ， 我也能抬起头了 ， 孩子也能抬起头了 。 ”高知花说 ， 去北京打工 ， “一是为了生活 ， 二是为了他的案子” 。她做家政 ， 每到一家 ， 有机会就跟客户提郭尚仁的事 。 有几家主顾给她介绍了律师 ， “我就马上坐公交过去找人家 ， 有的跟我说没希望了 ， 也有跟我要30万元的 ， 我出不起” 。做工间隙 ， 她还去过国家信访局 ， 把申诉书递了上去 。 没过多久 ， 有法院工作人员到她家找到郭尚仁 。“你看你现在房子也盖了 ， 儿女也都长大了 。 要是当年把你枪毙了 ， 这些都不会有 。 所以你就别再上访了 ， 好好生活 。 ”郭尚仁记得来客如此对他说 。5大女儿上大学后 ， 郭尚仁决定把自己的事情告诉她 。 他说孩子大了 ， 应该了解父亲的过去 。 那时他不断看到有冤案平反的新闻 ， 想让女儿帮他“在网上呼吁下” 。案发时间太久远 ， 几乎历经两代人 。 如今在泥阳镇上 ， 郭尚仁与人交往时 ， 已经再自然不过 。 但总有一些事情提醒他 ， 自己仍然是个“命案嫌疑犯” 。3个孩子第一次得知父亲的事情 ， 都是在学校里——与同学拌嘴时 ， 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被骂“杀人犯的孩子” 。大女儿说她因此变得自卑 ， 她逐渐发现 ， 父亲的事情好像全班同学都知道 ， 自己却像个局外人 。 她变得敏感 ， “感觉我们和别人家不一样 ， 总觉得比别人差 ， 都不敢跟人大声说话” 。有一年邻居家失窃 ， 却一直找不到小偷 。 平日关系融洽的乡亲说起风凉话 ， “因为我是杀人犯 ， 就怀疑是我偷的” 。郭尚仁没解释太多 ， 也没跟邻居吵 。 “这点委屈算什么 ， 在看守所里那么大的罪都受了 ， 社会上什么事情在我心里都能过得去 。 ”只有妻子知道 ， 那次被羞辱后 ， 很少喝酒的丈夫喝醉了 ， “关上门哭了很久” 。在漫长的乡村生活里 ， 街坊邻居谁家有了红白事 ， 都会请郭尚仁帮忙 。 但是谁家来了有身份的客人或者亲戚 ， 需要找人陪酒 ， 郭尚仁就从来没被邀请过 。就算在普通的酒席上 ， 也时不时有人借着酒劲儿当场向郭尚仁发难：“既然与你无关 ， 为啥还把你拉进去关10年？”大女儿说 ， 她不止一次看到过这种场面 ， 结果往往是一阵难堪后 ， 有人打破沉默：“别讲啦别讲啦 ， 吃饭吃饭 。 ”因为得到“村支书看重” ， 郭尚仁曾当过两年生产小组组长 ， 带人从山上拉回旧公路拆掉不要的柏油 ， 把队上的“泥巴巷子”填上 。 有人写了举报信 ， “说我是杀人犯 ， 我就主动不当了” 。提起这些事 ， 他总是摆摆手 ， 说现在眼里什么事都能过得去 。“吃亏是福” 。 他说这是自己最终悟出的人生道理 。在家中 ， 他的“人生道理”并不受欢迎 。有次年底 ， 高知花从北京回来 ， 有人到家里要账 。 欠条写着5000元 ， 对方多要2000元 ， 说是利息 。 她不答应 ， 郭尚仁却在一旁说：“给他 ， 给他 。 ”高知花只好能给了 。“我特别生气 ， 说你是不知道我挣这个钱有多不容易 。 ”妻子气道 。“吃亏是福 。 ”丈夫回应 。今年夏天 ， 女儿终于联系上律师 ， 愿意代理他的案子 。这是郭尚仁最高兴的事 ， 他一直担心等不到洗脱“犯罪嫌疑人”身份的那天 ， “不能让娃儿们受影响 ， 害了他们” 。 他还筹备了一个计划 ， 等到事情尘埃落定 ， 要去海边转转 。好消息是 ， 他的那些案卷已经被重新打开了 。“上个月28号（徽）县政法委召集了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的联席会议 ， 专门研究了这个案件 。 ”徽县公安局政委赵壁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 “我们派了3个老干警重新阅卷 ， 11本案卷 ， 1000多页 ， 案情确实非常复杂 。 ”关于郭尚仁在看守所里关了10年 ， 赵壁强说：“我们也很奇怪 ， 不合适 ， 程序上也不对 。 ”他接着解释：“案子发生时我才上小学5年级 ， 当时的法治环境、法治理念跟现在不一样 。 ”赵壁强否认了郭尚仁“2009年才解除取保候审”的说法：“根据刑诉法规定 ， 取保候审超过12个月后 ， 如果不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 ， 就会自动解除 。 ”我国刑诉法还规定：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 应当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 。 郭尚仁说他没收到过通知 ， 自己被解除取保候审状态 ， 是2009年通过公安局的信访回函得知 。“取保候审结束了 ， 但他还是犯罪嫌疑人 ， 我们还要继续侦查 。 ”赵壁强强调 。北大法学院博士生导师陈永生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案子可以继续侦查 ， 但是对已经羁押的嫌疑人 ， 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 应当撤案 ， 同时嫌疑人身份也相应解除 。 ”否则 ， “嫌疑人身份会影响到当事人行使一些权利 ， 比如出不了国 ， 也会影响到个人名誉” 。郭尚仁的儿子今年初三毕业 ， 正值青春期 ， 去年因为有同学骂他是“杀人犯的儿子” ， 跟人打了架 。 郭尚仁被叫去学校 ， 在老师办公室 ， 他问儿子为什么打人？儿子不作声 ， 郭尚仁当着对方家长和同学的面 ， 给儿子一记响亮的耳光 ， 然后不断给对方赔礼道歉 。儿子回家后 ， 跟远在北京的妈妈视频 ， “哭得像个泪人” 。 他问高知花 ， 爸爸是不是真的杀人犯？为什么自己维护爸爸 ， 爸爸反而要打他？“别人的爸爸都保护孩子 ， 我的爸爸维护别人的孩子 。 ”视频里 ， 高知花看到儿子一脸不解和委屈 。她说儿子像年轻时的丈夫 ， 张狂、冲动 。 这次打架后 ， 男孩总是在家放出狠话：“谁要再那样说我 ， 我就弄死他 。 ”“不要这样说 ， 我当年就是因为说这些狂话才被抓进去的 。 ”郭尚仁教育儿子 ， “吃亏是福” 。来源：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 2020-08-19 06:40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 杨海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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