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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楯 藏在中国戏灵魂里的处世传承

后来 ， 我们用什么抒情？
他是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 ， 曾在中国社科院任职；他也是中国社会问题专家 ， 曾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立法与研究、任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专家 。
但近日 ， 出现在北京青年报采访人员面前的李楯 ， 却是73岁仍热爱扎靠登台、能演生旦净丑的京昆戏曲名票 。 “自幼学戏 ， 痴迷一生” ， 无论是在清华校园里还是在公众媒体上 ， 他的京昆戏曲文化讲座都让听者叹服 。
这个生在四合院里的少年 ， 进过街道工厂 ， 去过内蒙古插队 ， 参加了律师考试 ， 最终成为学者……时代变迁 ， 世事无常 ， 但京剧、昆曲始终陪伴着李楯一生 。 对于李楯来说 ， 学戏 ， 就是学做人：“中国戏里 ， 蕴含着一种汉文化中人特有的认知、思维、记忆、表达和交流、互动的方式 。 ”因此 ， 李楯坚持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 ， 一个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 你可以不喜欢中国戏 ， 但总应该知道中国戏 。 ”
年过古稀 ， 李楯有一个心愿 ， 就是把五十多年前著名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嘱他编写的大戏《辛弃疾》做出来 ， “没有导演 ， 没有谁指挥谁 ， 甚至不租行头 ， 用最传统的方式做 ， 里面要有中国戏最该传承的味道 。 ”
儿时的门里门外
李楯的父亲李瑞年是油画家 ， 曾就读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 ， 校友中有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刘开渠、吴作人、吴冠中等 。 回国后 ， 李瑞年在中央大学任教 ， 和徐悲鸿同教一班 。
1948年秋 ， 一岁的李楯随父母从椿树胡同的旧宅搬到大雅宝胡同甲2号居住 。 当时 ， 这个院儿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宿舍 ， 住在那里的有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等人 。 一些美术界中人 ， 如齐白石、徐悲鸿也常去串门儿 。 后来搬到这里住的 ， 又有王朝文、张仃、彦涵 ， 以及黄永玉、范志超、吴冠中 。
而大雅宝胡同门外的那片小小的空地 ， 就是蹬三轮的、赶大车的伙计们常常蹲在路边休息、吃饭的地方 。 如果说 ，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画家的聚落或是聚会之所 ， 那么 ， 门外 ， 就是个世俗的聚落了 。 “当我只是一个小孩 ， 站在门口望去时 ， 不知这样的一种门内的艺术和门外的市民生计都在悄然变化之中 。 ”
在李楯的心目中 ，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四年生活 ， 是这样一种记忆：“它深深地刻画在人心中 ， 人还活着 ， 记忆就不可能消失 。 ”
多年过去 ， 李楯发现 ， 大雅宝的门里门外、父辈艺术家的交往中 ， 不仅能窥见时人的生存方式 ， 也能感受出当时的艺术生态脉络 。 “那个院子内外往来的人们 ， 看似一般的交往 ， 其实蕴含着不同艺术和不同人之间的交互影响 ， 有着深邃、久远的意义 。 当时画中国画的 ， 也上过美术学校 ， 学过素描；画西画的 ， 后来也多画水墨 。 我的父亲虽然从事西画 ， 但他对中国宋、明以降的画作无所不喜 ， 对汉、唐陶俑、民窑粗瓷、壁画及碑帖 ， 以及域外东亚、南亚、中亚佛教题材或世俗题材的绘画 ， 也都有兴趣 。 在艺术领域 ， 其实‘专业’与‘业余’的分界线并不是、也不该是那么刻板的 。 ”在李楯的观念中 ， 中国戏也是这样一种艺术——无所谓“专业”与“业余” ， 好的戏 ， 应当是“互动”“磨合”出来的 ， 这种互动包括表演者之间的互动 ， 也包括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 。
画家的儿子要唱花脸
1952年 ， 李楯家从大雅宝搬到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 ， “父亲那之后与人的交往日少 ， 从父亲身边可见的画家聚落或文化人聚落的情景也就终结了 。 ”
李楯小学在当时新家附近的北师大一附小就读 。 “当时教我的老师很年轻 ， 但教得特别好 ， 就是后来写了近千万字作文指导教案的著名特级教师王有声 。 他给我们上课的时候 ， 会讲小说 ， 还会唱戏、讲戏 。 我特别爱听 。 ”
李楯家所在的和平门、虎坊桥一带 ，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时 ， 就曾是京城的繁华所在 ， 人称“小上海” ， 电影院、歌舞厅、游乐场聚集 ， 戏园子就更多了 ， “珠市口的‘第一舞台’ ， 可以容纳2600人同时看戏 。 ”李楯说 ， “到了我小时候那会儿 ， 这一片虽然早没了往日的繁华 ， 但看戏的地方还是有那么几个的 。 外婆爱看戏 ， 每每都带着我 。 那时候看戏可不光是看戏 ， 更像一种普遍的人际交往 ， 有钱的进戏楼 ， 没钱的进戏园子 ， 还有好多会馆戏、庙会戏、野台子戏 ， 甚至不要钱都有戏看 。 所以从名流到底层 ， 爱戏是相通的 。 至于戏的水平 ， 其实真的差不多少 ， 除了凤毛鳞甲的名角儿 ， 绝大部分的演员唱戏水平都是相当的 。 ”
李楯说 ， 事实上 ，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 ， 中国人无论是名流大家 ， 还是贩夫走卒 ， 大学问家和不识字的 ， 都从同样的中国戏中感受、学习和领悟、成长 ， 在一些最基本的信念上达成共识 。
人们对戏的熟稔 ， 是从学说话、学吃饭时就开始的 ， 戏词儿被用在生活当中的例子 ， 比比皆是 。 而那些简简单单的戏词里 ， 包含着对生命的认识 ， 对世道轮回的感悟 ， 孩子们最初的是非观、价值观 ， 很多都是透过戏 ， 印在心里的 。
1959年 ， 听戏入迷的李楯小学五年级 ， 向父亲提出要学花脸 。 “父亲当时是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 ， 兼美术系系主任 。 艺术学院没有中国戏方面的专业 ， 但和当时的许多单位一样 ， 有个业余剧团 。 父亲找了剧团的赵先生教我 。 赵先生也是学校职员 ， 住在白塔寺 ， 我星期天到他家去学戏 。 ”
赵先生教李楯 ， 虽然没有从开蒙戏教起 ， 但教法绝对是老的教法——带着唱 ， 让李楯看着他的嘴跟着唱 ， “赵先生没有让我抄词 ， 而是他把词给我写在纸上 。 我现在还有他给我写的《群英会》曹操的四句唱 ， 是竖着写的 。 ”
1960年7月 ， 李楯小学毕业的那整个暑假 ， 天天去艺术学院 。 当时业余剧团排《赵氏孤儿》 ， 李楯从排一直看到演 ， “当年我13岁 ， 到现在 ， 60年过去了 ， 全剧连词带场子基本上还都记得 。 ”
还是初中生的李楯痴迷看戏 ， “裘盛戎、袁世海 ， 都喜欢 ， 几乎是他们有戏我必看 。 那时候 ， 一般人都没有录音机 ， 听唱片 ， 听金少山的 。 初中时 ， 买了侯喜瑞的《学戏和演戏》 。 后来 ， 在天坛喊嗓子时 ， 常见侯先生 。 记得电视台直播《群英会》 ， 是侯先生的黄盖 ， 真好 。 我觉得身上、嘴里头 ， 花脸要像侯先生就好 。 ”
十一二岁时 ， 李楯看到侯玉山先生的《嫁妹》 ， 喜欢上了昆曲 。 后来 ， 16岁时李楯有机会在北京昆剧院看侯玉山先生教戏 ， 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几个学生都扎上靠 ， 一个一个地走《激孟良》（三十多年后 ， 侯先生的公子侯广有演《激孟良》 ， 就是我给来的杨六） 。 侯先生和我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陆宗达教授是至交 ， 1979年我去侯家 ， 侯先生给我拍过《训子》《山门》 ， 还唱高腔给我听 ， 可惜当时我没学 。 ”
1961年 ， 李楯上初二 。 有一次全家去当时在西单的萃华楼吃饭 ， 遇到著名京剧艺术家姜妙香先生的徒弟黄定 ， 黄定与李家是世交 ， “我喜欢戏 ， 黄先生的儿子喜欢画 ， 于是 ， 我就跟黄定先生学戏 ， 黄先生的儿子跟我父亲学画 。 ”
李楯对黄先生的家印象极深 ， “黄先生住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7号 。 路北 ， 门在院子的东南角 ， 进门先是南房（倒座) 。 进了垂花门 ， 一个小小的院落 ， 黄先生住东房 。 记得院中有一树海棠 ， 春时 ， 落花遍地 。 一次 ， 我去黄先生家 ， 他不在 ， 锁着门 ， 我在院中站了许久 。 ”
学戏时 ， 就在黄先生家客厅中的书桌旁 ， 几个学生围坐 ， 跟着唱 。 说身段 ， 就在屋中间很小的一块空地上 ， 有时也在院里 。 “黄先生给我说‘起霸’ ， 就是在屋中很小的一块地方说的 。 说《奇双会》的身段 ， 也是在那儿说的 。 后来 ， 遇人常说‘地方小’或‘台小’走不开 。 我说 ， 戏 ， 地方大有地方大的唱法 ， 地方小有地方小的唱法 。 就看你明白不明白了 。 ”
在黄先生家 ， 李楯最初接触到戏曲界的人 ， 一个是姜妙香先生 ， 常来；另一个是阎庆林先生 ， 姜先生的大徒弟 ， 黄先生的师兄 。 再就是梅葆玥 。
跟黄先生学戏 ， 李楯记得很多细节 ， “学《飞虎山》是在1962年 ， 到现在58年了 ， 那情景至今不忘——在黄先生家的客厅里 ， 书桌前 ， 暗暗的灯光下 ， 黄先生手拍着板眼唱 ， 我们手拍着板眼跟着唱 ， 一遍、一遍……那唱腔 ， 悠扬而略带苍凉、凄婉 。 安敬思 ， 一个人 ， 无父无母 ， 孤苦伶仃 ， 在山中牧羊 ， ‘怕风怕雨 ， 不怕虎狼’ 。 黄先生说：这段唱（西皮导板、慢板 ， 转二六、流水 ， 最后用散板收）感人至深 ， 当初他学的时候 ， 唱着打牌 ， 不知输了多少牌 。 ”
1962年 ， 黄先生演《群英会》 ， 李楯演中军 ， 后面又扮跟赵云的上手 。 也是在那时候 ， 姜妙香先生说到“小生应有新戏、大戏” ， 就由李楯开始写《辛弃疾》 。 这个戏 ， 始终没有做出来 ， 如今成了李楯的心头事 。
人生如戏 ， 戏伴人生
“1963年初中毕业 ， 我不想上学了 ， 要唱戏 。 ”然而 ， 李楯决心刚下 ， 世事就变了 。 真正学戏的时间 ， 只有那一年的7月到11月 。
“到了11月 ， 北京开始演现代戏了 。 我也就结束了学戏的生活 。 后来 ， 是‘文革’ ， 上山下乡 ， 八年后回城 ， 在一个街道小厂工作了四年 。 最后 ， 在恢复律师制度时 ， 和‘文革’前学法律的老大学生一起参加招聘考试 ， 作了律师 。 再后来 ， 到社科院 ， 再到清华 ， 被人称作是法学家、社会学家 ， 作了联合国六个机构和中国政府的六个部委的专家……”这么多年就这样一路走下来 ， 曾经一心学戏的李楯 ， 实在是难有多少时间用在戏上了 。
但是 ， 1963年那四个月的学戏经历 ， 却让李楯在之后的几十年里 ， 都能与戏相伴 ， 不离不弃 。
“当时我要唱戏 ， 有两个办法 ， 一个是考戏校插班生 ， 一个是拜师学戏进剧团 。 黄定先生说 ， ‘你要唱戏 ， 跟我学不行 ， 我虽是姜妙香的学生 ， 但不是梨园行中人 。 要干这行 ， 得正式拜师 ， 台上才认你 。 ’又说 ， ‘你要图名 ， 拜姜先生也可以 ， 但姜七十多岁了 ， 事情又多 ， 很难有多少时间教你 。 阎庆林是姜的大徒弟 ， 跟着他 ， 才能学到真东西 。 ’”
“阎先生要先听听我的嗓子 。 当时 ， 我正倒仓 ， 小嗓一字不出 ， 就在黄先生家 ， 黄先生拉胡琴 ， 我唱了段《捉放曹》的西皮慢板 。 ”李楯记得 ， 当时一切拜师的规矩都是黄先生给讲的 。 “原说是要正式拜师（请客、行礼、照相） ， 但阎先生说 ， 不讲这套了 。 我跟阎先生学戏 ， 阎先生不收钱 ， 而是由我在‘三大节’（端午、中秋、春节）给老师送礼（茶叶、烟、酒等）；过年给老师和阎奶奶（阎庆林先生的母亲）拜年 ， 行跪拜礼 。 ”
那时候 ， 阎先生单身一人 ， 住在姜妙香先生家对面的一个小胡同里 。 “两间小南房 ， 是打通的 ， 进屋对面是阎奶奶的床 ， 右手是老师的床 ， 靠窗有一张书桌 。 ”李楯记得 ， 阎先生最早给他说的戏 ， 是《叫关》 。 “阎先生拿出厚厚的一个本子 ， 上头是小字抄写的‘单词’（一个人的词 ， 是‘单词’ ， 完整的本子 ， 是‘总讲’） 。 阎先生沏好了茶 ， 给我也沏一杯 ， 然后在桌边坐下 。 先生手里拿着一个硬木的小棍 ， 约一尺长 ， 敲着板眼唱 ， 我看着阎先生的嘴 ， 手在腿上拍着板眼跟着唱 。 就这样 ， 每次几十遍 。 有时候 ， 先生也让我耗腿 ， 就在屋里 ， 在椅子背上 。 ”
这短暂的学戏时光结束后 ， 李楯再见到阎先生 ， 已是“文革”后 ， “阎先生已经瘫痪 ， 为我录有《叫关》《小显》和《监酒令》的部分 ， 还有其他一些小生戏的唱 。 ”
李楯在学京戏的同时 ， 还是俞平伯等发起成立的“北京昆曲研习社”（下称“曲社”）小社员 。 曲社的活动包括日常拍曲、唱曲 ， 同期（清唱）和彩唱 ， 以及相关的研究和讲座 。 每周的两次活动 ， 其中一次在俞平伯家中 。
当时的曲社 ， 是个包容度很大的环境 。 “不管你是大人物还是小百姓 ， 到了曲社 ， 大家就是为了一个爱好——戏 。 我在曲社有个好朋友 ， 用现在的话说 ， 他就是个城市平民 ， 先是在肉联厂工作 ， 不爱干 ， 就调到医院 ， 结果分在太平间 ， 负责抬尸体 。 可他不光爱戏懂戏 ， 诗也写得好 。 ”李楯说 。
当然了 ， 在曲社也能见到不少大人物 。 1956年至1963年 ， 参加曲社活动的 ， 除俞平伯、项远村、袁敏宣、周铨庵、张允和、朱家溍等曲社的发起人和昆曲爱好者外 ， 还有当时的北方昆曲剧院院长韩世昌、上海昆剧团团长俞振飞、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等诸多专业京、昆剧人士 。 此外 ， 来参加活动的也不乏大学校长、教授 ， 还有沈从文、欧阳予倩等文化界、学术界名人 。 曲社的活动在1964年因“文革”停止 ， 直到1979年恢复 。
在李楯眼里 ， 唐诗、宋词之后 ， 戏就是“最中国”的抒情方式 。 人是需要表达、需要宣泄的 ，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戏 ， 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表达方式 。 戏台子上一桌两椅 ， 就可以唱尽乾坤 ， 百年身、千秋笔、儿女泪、英雄血 ， 全在戏里 。
“所以中国人打小儿就知道看戏时看的是什么、不是什么 。 台上的和台下的心中默契 ， 演员可以随时‘出戏’替观众表达感受 ， 观众也可以随时参与甚至上台来一段儿 。 这种互动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与沟通 ， 这是现代剧、影视剧所难以做到的 。 ”李楯说 。
“人们总以为用‘文言文’写成的《牡丹亭》《长生殿》是贵族、文人雅士的艺术 ， 殊不知就在几十年前的河北农村、江南水乡 ， 不识字的农民们就不但懂 ， 而且代代相传 ， 很多人都会演唱 ， 不逊于职业演员 。 文化大家王元化说过一句话 ， 我觉得非常有同感 ， 大意是 ， 剥离开政治、时代的因素 ， 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观念、为人处世的态度 ， 是应该能够传承下来的 。 在我看来 ， 中国戏 ， 正是传承这种观念和态度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载体 。 ”
文/本报采访人员张楠
【李楯 藏在中国戏灵魂里的处世传承】素材及图片提供/李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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