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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的身份焦虑( 二 )


曾经 ， 当西方游客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 ， 这里是一座更加“纯粹”的土耳其共和国大都会 。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回忆起童年也即是1950年代初的伊斯坦布尔时 ， 浮现出的更多是一个无聊而乏味的都市 。 “（伊斯坦布尔）由于西化及土耳其国父的各项禁令而不再充满异国风情——苏丹遭流放 ， 后宫与僧侣道院被关闭 ， 木头房屋和其他旅游景点被拆除 ， 奥斯曼帝国被小小的 ， 好模仿的土耳其共和国所取代……建国者认为 ， 往前走的唯一方式是发展‘土耳其性’的新观念 ， 也就是某种防疫线 ， 隔开全世界 。 帝国时代多元种族文化的大伊斯坦布尔到此结束 ， 城市停滞 ， 掏空自己 ， 成为单调、单语的黑白城镇 。 ”
美国文化、游客、西方 ， 冷战中走向封闭的心境 ， 帕慕克儿时的伊斯坦布尔相比今天要单调得多 。 那时候移民还没有大举进入 ， 但官方将土耳其语推行到曾经操不同方言的城市居民中 。 旧帝国的遗老遗少们住在幽深的大宅里 ， 目光呆滞 ， 时间仿佛静止 。
在古典学家和作家贝塔尼·休斯眼中 ， 现代的单调不能阻挡人们对这座城市千年来绵延不绝丰富历史的痴迷 。 在《伊斯坦布尔三城记》中 ， 她用这座城市的故事勾连起欧洲上千年的历史线索 。 休斯主攻的是古典史 ， 她也自然把最多的目光放到了古典时代的伊斯坦布尔 ， 那时候这里最初叫作拜占庭 ， 然后称作君士坦丁堡 ， 在她笔下 ， 夹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拜占庭城邦、远渡亚洲的希腊人色诺芬、精通权术又极富野心的君士坦丁、合作无间的查士丁尼帝后夫妇都在考古和文献史料与现实场景的交织中栩栩如生 。 与之相比稍显不足的是 ， 奥斯曼帝国接管这座城市之后的历史 ， 在休斯笔下多少有些隔纱探景 ， 雾里看花 。 她更多借用那些欧洲旅行者的视角 ， 又或者把伊斯坦布尔放到英国、俄国的地缘博弈中 。 书写的能力边界 ，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座城市承载的历史之丰富 。
如果换一个当代土耳其的古典学家来书写这段故事的话 ， 这位先生或女士大概会把希腊罗马故事简单交代 ， 然后更多篇幅描写遥远草原上的部落如何挺进到博斯普鲁斯海畔 ， 又如何将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的权威盖过 ， 在罗马的故城上建立苏丹的权威 。 不过 ， 无论是写作者从希腊罗马出发 ， 或是从中亚和伊斯兰出发 ，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历史都必须被书写为帝国历史 ， 成为一长串伟大光荣或伟大卑鄙的人物的名字和事件的排列组合 ， 予人褒贬 。
的确 ， 在伊斯坦布尔 ， 人们永远可以找到作为文明象征和历史见证的城市 。 博斯普鲁斯尽头的黑海是伊阿宋的“金羊毛”神话 ， 绵延雾气里又是色诺芬的长征故事 ， 随处可见的城墙遗址是狄奥多西皇帝和军事天才贝利撒留的遗存 。 等到频密的雨点和雪花落下 ， 人们又钻进博物馆里 ， 先参观伊奥尼亚希腊文明时代的石棺和柱头 ， 再仔细听导览介绍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率军攻陷狄奥多西城墙时所用的匈牙利大炮和锁链铠甲 。 等到了晚上 ， 游客们坐在旅游区的酒馆里 ， 欣赏苏菲托钵僧的旋转舞 ， 抽着水烟 ， 听着海浪 。
但在这座城市里 ， 还有很多很多人是被另一个世界所吸引的 。 就在东罗马帝国时代落成的“新门”旁 ， 扎堆着世界各地的商贸客——来自非洲和中亚的小商贩和批发商挤在大大小小的旅馆里 ， 批发着从中国绍兴柯桥进口的布料、从义乌运来小商品、从东南亚批发的干果和东莞输入的成衣 。 批发商行外是卖面包圈的安纳托利亚小贩和街边排开的小茶馆 。 这也带来了经营巴尔干食物的苍蝇餐厅和无比混乱的路面交通 。 伊斯坦布尔的中上流居民对这块老城区的核心避之不及 ， 视为红灯区和犯罪高发地 ， 远远地搬到欧洲或亚洲区的边缘 。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 ， 帝国中心就像野蛮生长的小生意世界和大巴扎那样凶险而多变 。 上千年来君士坦丁堡的居民见证了无数杀戮、饥荒和瘟疫 。 查士丁尼鼠疫瞬间毁灭数万人、奥斯曼大军陷城后大肆杀戮、苏丹宫廷时代被清洗的禁卫军血浆溅在街面 ， 相比之下20世纪初三帕夏的宫闱阴谋不过是帝国的最后一点血腥味……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布尔的交通太过通达 ， 以至于从海上或陆上的任何方向都可以将之包围 。 而现代土耳其的缔造地安卡拉 ， 凯末尔选择这里 ， 不光是因为它远离伊斯坦布尔的帝国旧精英的反扑 ， 也在于丘陵环绕的干燥高原上的新都城易守难攻 ， 更符合一个要将自己保护起来的民族国家对首都的需要 ， 而非向外扩展拳脚的帝国心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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