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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电力央企开展跨国并购的新思考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能源杂志（ID：energymagazine） 作者：徐进近年来 ， 随着“走出去”战略 ， 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 ， 我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活动势头强劲 ， 成为国际并购市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 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不仅令世界公共卫生体系面临严峻考验 ， 而且让国际经济和资本市场深受其害 。在这种背景下 ， 中国电力企业参与跨国并购既潜伏着新风险 ， 也蕴含着新机遇 。 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 ， 新一轮并购潮将扑面而来 。 中国电力央企应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 借助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 创新并购模式 ， 努力打造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 。一、电力央企开启跨国并购“大时代”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 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 ， 虽然自2008年后遭受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与冲击 ， 但是2016年我国企业跨国并购规模和数量大幅增加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温、欧美发达国家不断收紧外国投资的审查 ， 同时国家相关部委加大跨国并购管控 ，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放缓 ， 但“抱团”并购不断增多 ， “一带一路”沿线和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并购“新亮点” 。 从行业上看 ， 能源和资源领域并购长期居于前列 。相对其他行业 ， 电力央企跨国并购起步相对较晚 ， 但伴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不断完善而快速发展 ， 华能、国家电网和三峡集团最为突出 。 华能集团2003年12月成功收购澳大利亚昆士兰州OzGen公司两座发电厂50％的股权 ， 后又陆续并购新加坡大士能源公司、澳大利亚蒙托煤矿、美国国际电力公司等 ， 是我国第一个境外电力装机规模达到千万千瓦的电力央企 。2006年国家电网作为最大股东联合当地公司成功中标菲律宾国家输电网经营权 ， 这是国家电网“试水”海外第一单 。 2014年是国家电网的“收购年” ， 继1月完成新加坡能源公司所属的国际澳洲资产公司60%股权和新加坡能源澳网公司19.9%股权项目后 ， 以基石投资人身份认购上市公司香港电灯有限公司18%股权 ， 并在当年7月以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公司旗下能源网公司35%股权 ， 实现了一年之内并购投资“四级跳” 。 目前国家电网已成功投资运营菲律宾、巴西、葡萄牙、澳大利亚、意大利、希腊和香港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骨干能源网 ， 境外权益资产超600亿美元 。三峡集团按照“两条脚走路”的策略 ， 在欧洲重点收购风光项目 ， 在南美积极布局水电 ， 现已是葡萄牙电力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德国最大海上风电项目的控股者、巴西第二大私营电力企业、秘鲁最大电力公司LDS的控股股东 ， 境外清洁能源装机近2000万千瓦 ， 业务横跨发配售等环节 ， 打造“海外三峡”的装机目标基本实现 。总的来说 ， 国内电力央企跨国并购经过起步、谨慎试水、快速扩张、调整收敛等阶段 ， 受中美贸易战影响跨国并购势头放缓 ， 国资委也加大合规审查 ， 强化监管；在并购区域上 ， 更注重向经济发达地区“聚集” ， 欧洲取代美国成为电力央企并购最理想之地；在并购方向上逐步从产品、劳务输出转向资本、技术和品牌输出 ， 从产业链低端走向产业链中高端 。后疫情时代电力央企开展跨国并购的新思考
电力央企大举开展跨国并购 ， 一是有利于实现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资源优化配置 ， 达到技术、融资、管理和营销渠道的共享 ， 大幅提升国际竞争力；二是能够绕开贸易保护壁垒 ， 直接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 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三是借助市场的双向传导作用 ， 实现境内、境外企业的深度融合 ， 拓展新的盈利模式 。二、新冠疫情为电力央企跨国并购带来新挑战新冠疫情让全球经济倍受打击 ， 也给跨国并购带来诸多障碍和困难 。 封锁措施导致项目前期论证的停摆、产业供应链的断裂、资本市场的波动和社会动荡加剧 ， 使跨国并购风险不断加大 ， 同时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重新抬头 ， 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借机对外商投资并购出台更为严格的审查机制 ， 电力央企跨国并购面临更大的政策风险 。1. 融资“陷阱”融资风险主要包括汇率和利率两种风险 。 新冠疫情让全球金融市场处于更加变幻无常的环境 ， 汇率剧烈波动是跨国并购面对的最直接问题 。 特别是当前美国、欧盟等西方主要经济发达体仍未摆脱疫情影响 ，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冲突加剧 ， 汇率走势难以有效预测 。 融资风险出现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方面：一是选择了不当的计价货币 ， 二是错误地使用远期结售汇；三是对货币衍生品滥用 。 因此 ， 如何有效防范汇率、利率变动对跨国并购带来的影响 ， 成为跨国并购最难预测的风险 。2. 政策法律“陷阱”政策法律风险是跨国并购不可回避的问题 。 首先是各国加大疫情期间对重要支柱和核心产业的保护 ， 如欧盟专门出台“警惕外国投资者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收购欧盟战略性资产”的声明；其次是劳工法律风险 ， 一些国家法律规定必须雇用当地雇员 ， 美欧法律十分重视员工权利的保障；还有环保法律风险 。 目前各国对环境认识普遍提高 ， 国外环保团体力量强大 ， 往往一个看似很小的环境问题 ， 可能被无限放大 ， 导致并购“难产” 。 另外并购过程还会涉及到税务、反贿赂、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法律问题 ， 都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3. 政治与社会“陷阱”政治社会风险是跨国并购面临的最大风险 。 新冠疫情加深社会矛盾 ， 以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为代表的社会分裂将更趋恶化 。 一些国家对我国企业在能源电力、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并购持有很强的抵触心态 ， 多项并购因此夭折 ， 如国家电网在收购比利时最大能源配网公司伊安蒂斯公司就因政治博弈而受阻 。 另外 ， 利比亚、叙利亚危机让我国企业深感政治社会风险的危害 ， 非洲、中东、拉美地区是政治社会风险的高发区 ， 政权更迭、暴乱时有发生 ， 也存在被“收归国有”的风险 。4. 市场“陷阱”新冠疫情导致市场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极有可能会使原先预想的并购目标失去意义 。 譬如 ，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 并购国家经济稳定和增长态势发生变化 ， 出现新竞争对手及替代产品 ， 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发生变化等 ， 都影响并购最终的完成与否 。5. 整合“陷阱”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大不同种族间人员隔阂 ， 也提高了并购后整合难度 ， 跨国并购是将经营理念、管理制度、组织架构、生产方式、文化背景等完全不同的企业“捆绑”在一起 ， 真正将它们拧成一股绳、集而成团、管而有控 ， 其困难常常是超乎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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