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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汉唐|解析1949年版23年船洋的历史内涵

1949年所铸的23年船洋总量约有4500余万枚 ， 铸造地分别在美国费城 ， 丹佛 ， 旧金山；国内的上海 ， 广州 ， 成都 ， 重庆 ， 台湾 ， 云南等地 ， 可算是铸造量较大 ， 分布也较广 。 然而国民政府铸造如此大量的船洋 ， 却并非是为了让其参与流通 ， 这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实属罕见 ，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从金圆券的崩溃说起 。
金圆券的崩溃以及船洋的开铸
自法币崩溃以后 ， 国民党自1948年8月开始发行“金圆券” ， 企图挽救经济危机 ， 但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比法币还要疯狂 。
我们截至的时间是1949年4月 ， 因为这是23年船洋在上海正式铸造时期 。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 金圆券1948年8月的发行额是2.9亿元 ， 9月的发行额就达到了9.5亿 ， 而到了11月接近32亿的发行额一举突破了当初币制改革时所制定的20亿元的发行总额 ， 从此一切的规定都成了一纸空谈 ， 金圆券开始疯狂的发行 ， 到1949年2月发行额已达到596亿元 ， 同期上海的物价指数从1.64疯涨到了897.78 ， 翻了540多倍 。
无法遏制的通货膨胀使得国民政府再也坐不住了 ， 1949年2月23日 ， 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行政院 ， 在广州召开政务会议 ， 通过了《财政金融改革方案》 ， 其中除规定银元可以自由流通和买卖以外 ， 还规定国民党政府的“军费和军饷支出改以银元为计算标准”③ ， 该方案于24日公布 ， 25日施行 。 同时李宗仁政府还宣布 ， “拨用库存白银的50% ， 作为同时在市面流通的金圆券之准备金”④ 。
但这些措施对遏制通胀毫无作用 ， 到4月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经达到51600万亿 ， 上海物价指数更是达到83820 。
面对如此疯狂的局面 ， 财政部所想出的方案是恢复银本位 ， 同时铸造银元和银元券 ， 这便是1949版23年船洋的铸造背景 。
据上海4月19日专电报道：“上海此刻正加速铸造银币 ， 由昆明拆运来沪之铸币机 ， 每日可铸20万枚；由穗运来之铸币机 ， 装成后 ， 每日可铸50万枚 ， 一面向英购买120万盎司白银 ， 一面由央行收购流通市面价格较低之各色银元 。 ”⑤ 。 这一时期的船洋均为在上海铸造 ， 一直到上海解放前 ， 共铸造了662.5万枚 。 由于使用了国内的机器和模具 ， 这批船洋延续了民国二十三年所铸船洋的风格 ， 如图所示：
追忆汉唐|解析1949年版23年船洋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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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世盗名的银元券和名不副实的流通船洋
在上海解放前 ， 中央造币厂将上海总厂的机器分别运至成都和台北 ， 这期间运往华南的银币高达3364万枚 。 ⑥由于上海所铸的船洋是用来做银元券发行准备金的 ， 故而也在此列 。
1949年7月 ， 在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 ， 国民党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币制改革 ， 拟具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 ， 并于1949年7月2日公布实施 。 此次币制改革虽然名义上说是恢复银本位 ， 广铸银元用以流通 ， 但实际上铸造银元只是个幌子 ， 发行银元券才是他们真实的目的 。
但由于有金圆券崩溃的前车之鉴 ， 老百姓对不可兑现的纸币已失去信心 ， 因此必须换个花样 ， 以银元做掩护 ， 再大张旗鼓的号称十足准备金 ， 才能促成银元券的发行 。
当时的财政部长徐堪在向行政院的报告中曾这样说：“在此时期 ， 交通运输至感困难 ， 现金、现钞之调拨 ， 以及各省地券之配备 ， 均非易事 ， 为求取信于民而兼顾事实起见 ， 当先指定若干都市 ， 责成中央银行兑现 。 ”⑦
这段话中“为求取信于民”听起来是多么的可笑 ， 银元券的发行从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骗局 。
而在银元券背后的新铸银元又如何呢？在币制改革的“办法”中明文规定 ， 银元券和银元辅币券的发行 ， 应有“十足”准备 。 然而在实际的情况中 ， 这仅仅是一纸空谈 。
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一年高达4500万元 ， 而财政收入只有1000—1500万元 ， 每月的赤字就约3000万元 ， 更何况蒋介石逃亡台湾之时 ， 带走了大量的金银储备（总计约有5亿美金） ， 又不肯以存台金钞作银元的兑换准备金 。 因此在这种境况下 ， 银元券想要拥有十足准备是根本不可能的 。 实际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 ， 以贵州为例 ， 贵州中央银行自7月初发行银元券以来 ， 截至7月18日 ， 前后三次由穗运筑银元不过10万元 ， 银元券却运来339万元 。 ⑧两者比例竟高达30余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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