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天字号第一工程”《资治通鉴》,开篇用三家分晋,为了让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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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者认为,《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的一段自我表白“臣光曰”是一段压轴的文字。
司马光当时已经远离朝廷,依然得到皇帝宋英宗在人员、场所、物质条件诸方面予以大力支持。这段“臣光曰”就是对皇帝说的。
不仅如此,其实司马光从一开始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皇帝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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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人|“天字号第一工程”《资治通鉴》,开篇用三家分晋,为了让谁看?】当时司马光不顾皇帝阻拦,主动离开朝廷,但他对国家大事依然不放心,所以就想到了编写一本史书,其实不如说是通过历史之眼,来带领导者知荣辱兴替,借历史之口,对统治者诉说领导之道。
《资治通鉴》的开篇年份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写起,这一年却似乎与周威烈王没什么关系,周威烈王本人也没什么太过出彩的地方。
司马光这么写,很有意思,他的意图实际上是要把历史的年轮定格在“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发生于公元前453年。司马光用倒叙法讲述了狂妄的智伯被消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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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借此事,司马光就说道:
这个“仁”啊,对统治者治理国家来说就很重要,你看智伯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仁”,所以被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消灭了。
这个“仁”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儒家仁义,而是一种“用人之道”。
上起“三家分晋”以后,下讫五代后周世宗,司马光总共记述了1362年的史实,在其中,司马光用了很长的篇幅讨论了选拔接班人“德重于才”的著名论断。
司马光说,官人、信赏、必罚是领导者的治理手段。这些治理手段的一个共同交集点就是“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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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特别强调用人得失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上的重要性,认为用好人是人君治国的唯一办法。他说:“何谓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领导者要想“用人有道”,就必须要有“明”的能力,领导者最基本的素质,是有对人才的识别能力、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也就是“别贤愚、辨是非”。
智伯当初胁迫韩魏攻打赵氏时,智伯身边的谋士絺疵一再指出其所处的危险局面,提醒他防止韩魏两家的背叛,他都嗤之以鼻。
这就是不“明”,连对人才的敏感度都没有,怎么能用好人,怎么能治好国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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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东晋太和五年”:“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人才的向背决定国家的兴衰!
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倾颓,无不与领导人刚愎自用、讳疾忌医有关系。几乎所有的亡国之君,都有类似的教训。仁政,给老百姓带来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小康,还有礼乐文明的精神富足,社会治理的和谐美好。
身为领导,眼界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心中所具备的“仁”也不能和普通人一样。
君主之仁,一时的得失有时可以忽略。“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修政治,兴教化,育万物,养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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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的仁所谓“德”,并不局限于个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领导人的政治品德。
历史是一个环环相扣、延绵不绝的系统。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前因,有后果,有过程,各种人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要找出国家治乱、天下兴亡、政治的成败得失规律,要求史学家具有卓越的史识。而这种史识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史家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的研究深度。
司马光是一个天生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有着非凡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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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时担任的职务是最危险的谏官。但是,司马光凭借自己的忠义,尤其是看人的独到眼光,让皇帝少走了不少弯路,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司马光辞官回家,皇帝依然对他关怀备至,照顾有加。
并在他编写书籍的过程中给予丰厚的支持,这本书成书期间的两位皇帝,都把它当成了“天字号第一工程”。
这本书用了司马光整整19载的年华,成书之后,不到2年,司马光便因积劳过多而去世。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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