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纸|从晚清到民国，百姓怎样打官司——《龙泉司法档案》还原卷纸背后的司法史( 三 )
（小标题）延续比断裂更重要
在龙泉市档案馆的二楼，步入“龙泉司法档案”的展厅，一件件档案，定格了近代基层生活的一个个瞬间，也能让人通过对比，看到社会的变与不变。
这是一张立嗣文书，寡妇叶张氏虽有一子两女，但是儿子去世后，只能过继夫家侄子叶世根为继子。“一切权益概嗣子所有”，出嫁的女儿不能继承——这样的规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文书见证人中，叶张氏的弟弟作为母舅，排名最靠前。至今，“娘亲舅大”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民俗，拜年先给娘舅拜，兄弟分家要娘舅主持。各级党委政府大力倡导的调解工作也常被喻为“做娘舅”。
这是一张大红庚帖，写上未婚夫妻的生辰八字，互换后缔结婚约，又经县官批示“注销”。
订婚这个环节，在现代已经淡化了，即使离婚，也不需要政府官员签字，好合好散的，上婚姻登记处，否则，法院见。
但是，庚帖上的“大红（烛）成对”，也就是一对大红蜡烛，现在，仍是当地布置洞房的必需品，只是改成了电灯模型。
“档案也不能说是完全客观，毕竟是人写出来的，但是它未经后人的修改筛选，相对来说保证了原始状况。传统史学研究比较注重上层的国家治理，但是基层治理是怎么做的，基层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批档案恰好能给我们提供明确的信息。”
通览各个时期的状纸，包伟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变化，起初，状纸上还普遍使用“号泣青天大老爷明鉴”，随后出现的是“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求县政府恩准（赐准）”，后期，状纸的结尾则统一地使用了“请求察核”“谨呈公鉴”等语句。
语气的变化，正反映了当时司法制度的变革。我国古代一直延续行政与司法合一的制度，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到了近代，司法机构才逐渐独立出来。龙泉县要到1929年11月1日才正式成立法院，在此之前，浙江省一级已经单设的司法机关的发函对象仍然是龙泉县政府。
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落实到基层，往往需要一个过程。
“契约”和“契约精神”，现在被许多人时常挂在嘴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在编纂档案时，研究了当时的契约运行后发现，如果中间人离世，就会造成契约死无对证的状态。“中国传统的契约镶嵌在具体而生动的社会关系中，一旦远离了这个社会关系，不论是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对契约的理解就存在风险。”
这样的判断，即使在今天，对于司法者来说，也不无裨益。
“其实基层生活延续性非常强，我们要强调历史的延续，延续比断裂更重要，研究延续就很有必要研究基层生活。”包伟民对采访人员说。
（小标题）为地方文书档案出版“发凡起例”
2010年5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中心成立，包伟民任中心主任。在中心成立的学术会议上，他向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和书局历史编辑室主任李静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探讨能否在中华书局出版。
“进入新千年后，学术界在区域史研究方面形成了新趋势。在这一轮学术新潮中，学者也关注地方档案的新发现和新认识，像台湾的淡新档案、四川的南部县衙档案都很受关注。”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回顾说，他们一直以跟进和服务于学术研究为职责，也很关心重要地方档案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许多读者了解中华书局，主要是它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等大批传世文献。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任李静则告诉采访人员，中华书局也一直在做许多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如著名的《尹湾汉墓简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等，因此，对此类文献价值有自己的判断。“2010年，我和同事罗丹妮来杭州了解浙大团队的档案整理编目工作，就感觉很有价值。”
2011年9月，“龙泉司法档案”迎来了出版人。“包老师开私家车带我们去的龙泉，开了5个小时，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太多了，真是翻山越岭。”徐俊感慨地说，为了这部档案早日面世，当地的档案工作者和浙江大学的学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每次开会，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都会参加，出版工作是多方合力。”
2012年3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2017年2月，中华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辑出版计划被国家出版基金批准，再度得到资助，并列为重大项目。换言之，它两度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
“龙泉项目组先后有李静、柳宪、孙晓林和李爽等编辑，还有编校部参加。我们和浙大团队不仅完成了出版任务，而且让地方文书档案的整理出版，达到了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传统经典的标准和规范，有发凡起例之功。”徐俊介绍说，有的地方档案出版也就是以卷宗为单元的简单影印，而《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还包含了研究性的整理成果。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全书5辑96册，共收录案例343个。每一案例均由案件名称、内容提要、档案索引、图录四部分组成。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编辑李爽介绍说，整理之后，以案件为核心，以时间为脉络，清晰地归聚串联起散布于不同卷宗中的各类文书，有利于研究者阅读和使用。
“因为原始档案是散乱而不成体系的，当时我们就考虑，可能同一时期留存下来的档案，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应该找到适合它们的整理方法。”李静说，中华书局和浙大双方经过反复沟通，制定了非常详细、多达数十页的整理规范，可以说是把点校二十四史的精神，用到了整理“龙泉司法档案”上。也因为此，《选编》第二辑的审读报告获得了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办的2015年全国优秀审读报告评比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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