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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戏曲|说戏︱王仁杰梨园戏剧作二题( 二 )


戏是沿着董生的心路历程构建起来的 ， 而李氏是不断赋予董生行动的源泉 ， 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命体 。 作为编剧 ， 王仁杰的好处就在于他从来不善做这么理性抽象的思考 ， 他只是以诗人的情怀去感悟两个生命体触碰后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涟漪 。 所谓涟漪 ， 即是人物内心的微澜与感应 ， 这往往是伦理与历史等视角容易忽略的东西 ， 恰恰是诗人最为敏锐与在意的东西 。
如果王仁杰也直扑理念 ， 刻意图解董生与李氏这种特殊的人物关系所构建的所谓深刻性 ， 那么他营造的舞台 ， 也将索然无味 。 王仁杰则以一个风花雪月板故事框架 ， 温润地塑造了董生与李氏两个让人反复咀嚼的人物形象 ， 且富喜剧的滑稽幽默 。 特别是「监守自盗」 ， 这是一种非常智慧的喜剧结构方式 。 其间 ， 我们不难看出梨园戏独特的舞台表演手段和丰富的剧目资源 ， 对王仁杰的滋润与影响 。
中华戏曲|说戏︱王仁杰梨园戏剧作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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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戏「董生与李氏」
人性探幽与舞台行动
纵观王仁杰作品 ， 无论成功或不太成功 ， 都不着眼其社会历史背景的恢宏与深刻 ， 叙事以儿女情长居多 ， 主题亦不够宏大 。 凡此种种 ， 堪为「缺憾」 ， 自然会有人责难与不屑 。 总之 ， 王仁杰不善「宏大叙事」却精于「人性探幽」 ， 是不争的事实 。
此种情况 ， 让我想起西方启蒙运动时期 ， 以英国洛克为代表的「自然法」和以法国卢梭为代表的「积极自由」两种思潮和两种路径的差异 。 「自然法」崇尚传统和经验 ， 通过自发的演变实现社会的转型；「积极自由」的思想与后来的激进主义思想有渊源 ， 崇尚「宏大叙事」 ， 具有现实批判性 ， 却难免自身的异化 。 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对立与制衡 ， 却都在那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 这两种思潮并存的现象 ， 对我们还是有启迪的 。
我们今天貌似习惯了的「宏大叙事」方式 ， 显然与我们经理的文化历史和现实有关 ， 但是否就一定是当今文艺表达的唯一方式 ， 则不宜主观武断 。 从个体生命感受出发 ， 自然地发掘一些看似并不宏大的主题 ， 却不失对人性的探索 ， 就艺术表达而言 ， 「终极」的审美判断来自审美主题的感知与感悟 ， 来自作品带给剧场的魅力 。 王仁杰剧作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更趋于人情世故的自然流淌 ， 也承袭了梨园戏在讲述众多小人物故事时一以贯之的「口吻」（讲述方式） ， 就好比王仁杰无法改变他浓重的泉州口音一样 。
中华戏曲|说戏︱王仁杰梨园戏剧作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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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戏「节妇吟」
与此关联的是 ， 王仁杰剧作的舞台行动性很值得关注 。 很多人以为他的剧本虽然文辞典雅 ， 但情节寡淡 ， 没戏可堪 。 是的 ， 王仁杰的剧作极少惊天地泣鬼雄的大跌大宕 ， 更没有峰回路转的惊奇突变 ， 极少生拉硬扯勉为其难地编戏做戏 。 但他的剧本立在舞台上 ， 人物不失舞台动作 ， 还吊足观众的胃口 。
那么王仁杰是怎么规定和铺设舞台动作？怎样引导台上演员的行动和控制节奏？其实王仁杰的剧作是极其讲究舞台行动性的 。 以我浅识 ， 王仁杰首先是制造戏剧情境 ， 其次是懂得适时「纰露」人物心理 ， 再次是锤炼角色语言的性格化 。 剧中人物俱都沿着他「规定」的情境和「纰露」的心理态势在开展自己的行动 。 由此 ， 人物的外在行动可能并不彰显 ， 但内在的心理动作却格外坚实可信 ， 能说服观众 。
『董生与李氏』第一场通过「临终嘱托」彭员外极为荒诞的「嘱托」 ， 一下子将董生与李氏两个本不太相干的人扭结起来了 。 董生将怎样去践行他对彭员外的承诺？李氏会如何承受董生对她的关照？两个巨大的问号 ， 悄然推向观众 。 在这样「规定」的情境下 ， 观众再不关心台上人物的命运 ， 实在是不能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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