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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圣手|夷则夏也——继承制度背后的鲜卑汉化之路，华则夷之

客观的说 ， 如果排除武力不振这一因素略去不谈 ， 两晋王朝之于东亚文明史是有着相当程度的存在价值以及意义的 。 如果说两汉时代的异民族对于汉文化的吸收 ， 更多的是出于持续不断的军事打击所导致的威慑和压迫 ， 从而不得不为之的表面顺服；那么随着西晋王朝在中原地区统治力量的崩塌和解体 ， 在迅速填补了中原治权空白后 ， 他们直接面对的则是如何去管理一片迥异于草原文化系统的崭新土地 ， 此时的汉文化对于异民族来说就具备了非常现实的实用主义色彩：只有熟悉汉文明以及在其基础上所建立的一整套社会意识形态 ， 才能够让异民族们真正的成为东亚大陆的执牛耳者 。
有鉴于此 ， 即使如后赵这般拥有极端内卷模式的部落制奴隶政权 ， 也曾经尝试过将出身世家大族的汉族知识分子 ， 纳入到自身的统治网络中 ， 并加以重用 ， 试图真正构建起一个完备的封建王朝体系 。 而社会组织结构更先进 ， 同时也接受过更多汉化影响的匈奴、氐、羌等民族则在这条路上走的更远 ， 这其中尤其以鲜卑人的汉化改革最为成功 ， 而这条汉化之路的第一个突破口 ， 便是草原继承法和嫡长子继承制度的激烈对抗 。
江淮圣手|夷则夏也——继承制度背后的鲜卑汉化之路，华则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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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陲小族的崛起旅途
关于鲜卑的起源 ， 《史记索隐》引东汉胡广云：“鲜卑 ， 东胡别种” ， 而这也是当下比较权威也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说法 ， 认为鲜卑人乃是东胡部落的后裔 。 东胡是约先秦至西汉中期存在于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 ， 与鼎鼎大名的匈奴几乎处于同一时期 。 《晋书》有载称东胡为“控弦之士二十余万” ， 我们都知道 ， 对于封建时代的政权来说 ， 无论其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农业亦或是畜牧业 ， 人口数量都是关乎国力强盛与否的决定性指标 ， 若从这个角度来看 ， 与匈奴相比 ， 东胡至少在硬实力上是不遑多让的 。 然而与此大相径庭的是 ， 它作为地方强权 ， 无论是存在感还是话语权都同匈奴有着层级代差 ， 当匈奴与汉王朝持续不断的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之时 ， 东胡却仿佛人间蒸发般“神隐” ， 在数百年时间内毫无动作 。
实际上 ， 这与东胡所建立的社会统治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无论是匈奴亦或是东胡 ， 早在他们共同以相似的游牧政权身份登上历史舞台之前 ， 其内部作为组织体系的分子化社会结构就已经基本成型 。 在所谓的“可汗”权威下 ， 小部落之间约定攻守；大部落则直接使用武力并吞了那些自己目标范围内的小部落以强化自身实力 ， 至于可汗本人 ， 除了对自己出身和领导的部落有直接的控制能力外 ， 针对于另一些大的草原贵族势力 ， 能有几分权威想必可汗自己心中自有分寸 。 这种松散的部落联盟体系可以被视作后来广泛盛行于草原游牧帝国中的“贵族合议制”的滥觞 ， 这种政权内部的号令混乱状态之于匈奴人来说 ， 直到强权君主头曼以及冒顿两代单于上台后进行集权改革方才改变 ， 而东胡则无此好运 ， 不仅内部群落的组成较之匈奴更为复杂多样 ， 且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一名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领导人物进行内部整合 ， 这使得在匈奴崛起后 ， 东胡依然处在一个统治体系落后 ， 动员水平低下的原始政权状态 。 而这也让经历改革 ， 提升了整体实力的匈奴人对其产生了野心 ， 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 ， 匈奴军队通过突袭的方式一举摧毁了东胡联盟的统治核心 ， 本就凝聚力低下的众多部落在群龙无首后一哄而散 ， 待到它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时 ， 就连“东胡”这个名字 ， 都已然被抛弃和遗忘了 。
江淮圣手|夷则夏也——继承制度背后的鲜卑汉化之路，华则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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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 ， 东胡的余部主要分为两支力量 ， 并且分别以各自所生活和聚居的区域作为自身部族的命名方式 ， 此二者即盘踞在乌桓山的乌桓族以及我们今天要说的 ， 占领鲜卑山的鲜卑族 。 然而因为在此前匈奴的突袭中 ， 东胡联盟的元气已伤 ， 直接导致了作为其孑遗的鲜卑和乌桓在很长时间内只能依附于匈奴人 ， 成为其与汉人作战的炮灰兵力 ， 这种情况直到东汉中后期南、北匈奴在东汉朝廷的不断打击下逐步走向衰败为止 。 鲜卑也趁此机会从匈奴人的控制下脱离出来 ， 并且反过来吞并了原本属于匈奴人的部族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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