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无后为大？从网友对杨丽萍的评论谈起
黄有光：从杨丽萍不想生看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谬误
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22. 无后为大？从网友对杨丽萍的评论谈起据媒体6月8日报道 ， 有网友在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社交账号中留下评论 ， 该网友称“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一个儿女 ， 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 。 ”据说 ， 杨丽萍女士是因为要跳舞而长期节食 ， 造成无法怀孕 。 若然 ， 这位网友的评论的确有些不够厚道 。 杨女士为其事业作出重大牺牲 ， 我们应该同情其不能生育的结果 。 可以说 ， 为了跳舞而节食到不能生育的程度 ， 肯定对健康也是不好的 ， 是过分的 ， 是不应该的 ， 长期而言 ， 对跳舞是否有利 ， 也是可疑的 。 但这应该是对大多数在“为伊消得人憔悴” ， 过分拼搏中的青年人的忠告 ， 而不是对像杨女士这样已经“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的评论甚至讥笑 。 像她的情形 ， 已经给定不能生育 ， 只能在这个限制下 ， 好好生活工作 。 天伦之乐虽然重要 ， 但也有其他千种能够增加快乐 ， 与对社会作出贡献的方法 。 还有 ， 是否有孩子是夫妇双方的事 ， 不可以只怪女方 。笔者从小就接受的一个思想是 ， “不孝有三 ， 无后为大”肯定是错误的封建思想 。 然而 ， 到了耳顺之后 ， 逐渐部分认同“无后为大” 。 不过 ， “无后”至少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 在全人类甚至全生物界的层次 ， 无后就是全球灭绝 。 这差不多是最大的灾难 ， 必须尽可能避免 。 这个问题重要到有不少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它 ， 包括牛津大学的全球优先课题研究所（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详见笔者2018年在牛津大学的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发表为Ng 2019.) 。另外一个极端是个人或各对夫妇的层次 。 在这个层次 ， 笔者认为大致应该让各对夫妇自己决定是否要生孩子 。 生育孩子有重大的物质、时间与精神上的成本 ， 而这绝大部分都是孩子的父母所承担 。 因此 ， 各对夫妇应该有最大的发言权 。 不过 ， 生孩子也有很大的精神上的回报 ， 以致有孩子的人 ， 并不比没有孩子的比较不快乐 。为何说是“大致” ， 而不是完全呢？因为各对夫妇的生育决策 ， 对他人 ， 包括在上述全球的层次 ， 和下述全国的层次 ， 也可能会有些影响 。 因此 ， 理想而言 ， 最好能够考虑 ， 或通过某种鼓励或遏制来影响 。 在这些考量中 ， 一个要点是 ， 有些夫妇的孩子 ， 将来很可能是对除了本家庭以外的社会成员有利的 ， 或有害的 。 例如 ， 在杨丽萍的情形 ， 作为著名舞蹈家 ， 可以说 ， 其孩子多数也会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 不过 ， 在这方面 ， 我们大致只能够让各对夫妇多少考虑对社会的影响 ， 很难通过社会的措施来影响 ， 因为多数会有更大的负作用 。关于“无后” ， 在上述全球与个人的层次之间 ， 还有一些中间的层次 ， 例如全国的、讲广东话的、家族的 。 对于这些中间层次 ， 笔者认为我们只需要考虑全国的利益 ， 不需要考虑（个人以外的）家族的与各省的利益 。 笔者甚至认为 ， 虽然不应该禁止 ， 但也不应该鼓励汉族的除普通话以外的各种方言的继续使用 ， 因为学习的时间成本很高 ， 还造成一些区域主义 。 在个人或家庭层次 ， 最好逐渐放弃方言的使用 ， 像笔者家庭放弃使用潮州话一样 。 对这个可能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 我们以后有机会 ， 可以专文讨论 。在全国的层次 ， 中国已经进入生育不足 ， 面临总人口大量下降的情形 。 因此 ， 在这个层次 ， 只要不是有重大负影响 ， 鼓励生育 ， 或至少各对夫妇倾向于生孩子 ， 很可能是好的 。 但有如上述 ， 大致必须让各对夫妇自己决定 。在关于是否应该生育孩子的问题 ， 有一个可能错误看法是 ， 只看平均 ， 没有看边际 。 例如 ， 如果在全球、全国等有关层次 ， 都没有灭绝或生育不足的问题的情形 ， 就不能够说 ， “每对夫妇必须至少生两个孩子 ， 因为如果只生一个 ， 每一代人之后 ， 人口就减半 ， 几十代人之后 ， 就面临灭绝” 。 即使最好平均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 ， 也不须要要求每对夫妇这么做 ， 让人们选择 ， 有些多生 ， 有些少生 ， 甚至不生 。 如果整体而言 ， 在边际上是合适的 ， 就没有问题 。不过 ， 当人口的数目是一个有关变量时 ， 有一个哲学家千年没有解决的伦理问题：在选择总人口的大小时 ， 应该极大化平均（净）快乐 ， 还是总（净）快乐？后者是前者乘以人口数 。 笔者回答了这个千年问题（Ng 1989） ， 以后有机会 ， 也可以专文讨论 。另外一个从经济学的角度有趣的问题是 ， 传统经济学没有考虑人口数目的改变 ， 因此可以证明 ， 如果没有无知 ， 也没有像污染等外部作用 ， 完全竞争（没有垄断力量）的市场经济是最优的（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 。 不过 ， 当人口数目改变时 ， 这个结论就有问题了（但不是就没有意义或重要性） 。 如果多生一个孩子 ， 即使对其他人没有影响 ， 但有了一个新的人 ， 这个人的快乐（或福祉）不能忽视 。 不过 ， 像笔者以前说过的一样 ， 绝大多数夫妇 ， 在决定是否要生一个孩子时 ， 不会充分考虑这个孩子将来的福祉 ， 而主要考虑自己的利益 ， 多少可能也考虑家庭其他成员的利益 。 如果预期孩子将来会痛苦 ， 很可能影响决定不要生 。 但只要是大致快乐 ， 快乐的程度对是否生育没有很大的影响 。 例如预期孩子将来的净快乐会是100万个单位 ， 却不会因而愿意承担1万个单位的净痛苦来生这个孩子 。 这样 ， 即使孩子的出生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任何影响 ， 人们自利的选择 ， 就可能导致最优的情形不能由市场的选择自然出现 。 即使没有垄断和外部作用 ， 也可能须要某种干预 ， 才能得到最优的结果 。 例如 ， 政府补贴这对夫妇二十万元 ， 使他们原来的负一万个单位的福祉 ， 变成正五千个单位 ， 而将来向这孩子多征收一百万元的税 ， 使他的福祉从一百万个单位减少到90万个单位 ， 而政府或社会其他人还能够得利 。也可以说 ， 由于有了新的社会成员 ， 就出现了新的外部作用 ， 原来的“内部作用” ， 可能变成外部作用 ， 孩子将来的快乐没有被父母充分考虑的外部作用 。 但这种外部作用 ， 在传统经济学是完全没有考虑的 。关于人口与生育的问题 ， 在中国肯定是应该全面放宽对生育的控制 ， 甚至基于上述一些原因 ， 可能可以考虑鼓励生育 。我们在下一两星期的文章, 多数会讨论男人的高度竞争性 ， 造成许多狂妄的人 ， 并叙述中国古今四位著名狂人的真实与有趣的故事 。 读者们 ， 你们可以先自己选出几位 ， 看与我选出的有没有共同 。文献NG, Yew-Kwang (1989),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future generations?The impossibility of Parfit’s theory X,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5: 135-253.NG, Yew-Kwang (2019). Keynote: Globalextinction and animal welfare: Two priorities for effective altruism”(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GlobalPolicy, 10(2): 258-66. https://doi.org/10.1111/1758-5899.12647.黄有光简介：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 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 ， 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 ， 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 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 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 。 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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