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进城,为何越来越慢、越来越难?

不管是前浪 , 还是后浪 , 中国人进城 , 由农村到城市 , 由小城镇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 , 堪称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最壮观的一次大迁徙 。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 一半都与此相关 。如今 , 这一时代浪潮仍奔腾不息 。 5月24日 , 国家发改委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 , 今年要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的目标 。 2020年的时间过去近半 , 这一目标完成得如何?对于进城的人而言 , 还有哪些难关要过?前浪、中浪们进城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 进城的时代浪花就开始翻腾 。 当时的后浪、如今的前浪老赵从一个内陆小村庄 , 懵懵懂懂地随大流来到了深圳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 , 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只有20%左右 。 根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 , 居住在市(不包括市辖县)、镇的总人口为206588582人 , 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 只有20.6% 。自此之后 ,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 到1990年 , 我国居住在市、镇的总人口为296512111人 , 占全国总人口的26.23% , 老赵正是其中的一朵浪花 。20世纪90年代以后 , 进城速度加快 。 到2000年 , 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 ,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45594万人 , 占总人口的36.09% 。 同1990年相比 , 十年之间 ,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在下一个十年 , 即2010年时 , 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 , 占总人口的49.68% , 人口城镇化率即将突破50% 。 同2000年相比 , 城镇人口增加207137093人 , 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 。在经历了20多年的打拼后 , 由农村进城的老赵终于落地生根 。 一开始他进厂打工 , 饱尝了数年的艰辛后 , 逐步站稳脚跟的他又开始一点点经营五金生意 , 到21世纪初 , 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后 , 他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多套房子 。转眼又到了下一个十年 。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 到2020年 , 我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将稳步提升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 , 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 后浪进城,为何越来越慢、越来越难?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个完整、系统、综合性的目标体系 , 从目前执行情况看 , 有一些指标已经提前实现 , 包括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2019年 , 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 , 占总人口比重为60.60% , 比上年末提高1.02个百分点 , 已超过2020年的目标值60% 。后浪们进城越来越慢与此同时 , 2019年 , 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 , 比上年末提高1.01个百分点 。 与2020年的目标值45%相比 , 目前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差0.56个百分点 。 如果按照2019年我国总人口来计算 , 这意味着今年我国城镇户籍人口还需要增加780多万人 。 不过 , 无论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 , 还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速 , 如今都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 , 在2012年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为17个百分点 , 而在2019年 , 这两个数据的差距为16个百分点 , 7年来其差距只缩小了1个百分点 , 与在2020年缩小2个百分点的目标相比 , 也有不小的压力 。在这背后 , 虽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增速一度超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 , 但自2017年以来 , 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换句话说 , 对于2017年以后进城的后浪们来说 , 即使进了城 , 依然难以落户 , 或者不愿落户 。 后浪进城,为何越来越慢、越来越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从2017年到2019年 ,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1.17、1.06、1.04个百分点 , 而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增长了1.15、1.02、1.01 , 常住人口城镇化快于户籍人口城镇化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 从2017年到2019年这三年 , 恰恰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较大的三年 。“我国与全球发达国家城镇化率走势有一致的地方 , 但也有其特殊性” , 浙江大学土地管理系主任吴宇哲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 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 , 由于房价不断高涨 , 住房等成本过高 , 导致很多人进了城却难以安家、难以落户 。以北京的多个标志性项目为例 , 2010年时不少项目只有1万多元/平方米 , 但如今其价格已涨至10万多元/平方米 , 十年间上涨了10倍 。作为一个中浪 , 早在2007年就在北京通州区买房的老冯深有体会地说 , “一方面 , 安居才能乐业 , 没有房子人们难以融入城市生活 , 另一方面 , 部分城市落户条件就是拥有合法稳定的住所 。 相比而言 , 我们当年进城时 , 房价只有5000多元/平方米 , 成本低多啦 。 ”北京大学公共经济学系主任黄恒学教授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 对于进城人群而言 , 户籍政策以及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还有所不足 , 最终表现为城市的配套服务能力有局限 , 从而抑制其进展 。中国国际金融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公开指出 , 农民工转户以后 , 应该有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个方面 , “五件衣服”一步到位 , 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 不过 , 随着人口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 , 不管是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 , 三四线城市现有的公共服务资源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谁来为后浪们买单?目前看 , 这些因素不仅对后浪形成了高门槛 , 也有一些前浪中浪饱受其困扰 。“土地财政的模式必须改变 , 这是高房价的根源 , 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 , 吴宇哲表示 , 这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 当前来看 , 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可以先行设计 , 待时机成熟择机推出 , 但不能坐等 。针对今年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 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 , 以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 。5月24日 , 在国新办发布会上 ,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 , 今年要推动完成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目标 。根据部署 , 国家发改委今年将多措并举:一是推动城镇落户 , 使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等能更便捷落户 , 同时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覆盖范围;二是扎实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 , 着力提高重点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联通水平 , 规范发展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三是提升城市创新驱动发展能力和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 着力改善城市治理水平;四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 促进生产要素向乡村流动、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发展 。黄恒学表示 , 在高水平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 一是要避免被城镇化 , 如通过区划调整 , 使农业户籍人口大规模划转为城镇户籍人口 , 这显然是低效的城镇化;二是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 , 在今年饱受疫情冲击的背景下 , 这无疑也是一道难题 。说到底 , 较高的城镇化成本该由谁来买单呢?黄奇帆表示 , 有一种说法认为 , 两亿多农民工差不多会消耗30万亿元的落户成本 , 许多城市管理者一听到30万亿元 , 就吓得不敢落实农民工的户籍制度改革 , 其实这属于杞人忧天 。 事实上 , 有40%的成本是由招聘农民工的企业来承担 , 比如养老、医疗等;有30%是农民工家庭自己承担;还有30%是政府必须承担 , 比如一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建设配套 。 通过合理分担和科学的城市布局 , 是可以化解这一难题的 。为此 , 黄奇帆建议 , 农民工转户以后在城市立足未稳 , 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 , 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 ,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设计 , 在制度设计上要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 , 以公平的方式来进行市场化的选择 。对于如何提升农民进城的资本 , 黄恒学则认为 , 宜打破城乡二元机制 , 在法定的框架内 , 通过城乡生产要素的流动 , 来提升农村资源的价值 , 发展农村经济 , 进而增加收入 , 这将是真正切实可行的路径 。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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