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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驻华公使：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堕落的政府”

“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 ， 但这决定不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近日这样对《环球时报》采访人员表示 。在他看来 ， 美国现政府是历史上最无能、最堕落的一届 。 作为一位“中国通” ， 他对当下的形势感到担忧 ， 但他认为两国间的对立会在适当的时间被终结 。美前驻华公使：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堕落的政府”
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历史深处的细节环球时报：您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的翻译 ， 那场“破冰之旅”结束了中美两国相互隔离的状态 。 但现在 ， 一些美国政客在推动中美“脱钩” ， 两国关系会被切断并回到过去疏离的状态吗？傅立民：我确实是美方首席翻译 ， 但除一些社交场合外 ， 尼克松总统依赖中国翻译而非我 。 我翻译美国（时任）国务卿和中国（时任）代理外长姬鹏飞之间的对话（其实该对话更像是相互指责） 。为在不引发我们的安全伙伴和朋友担忧的情况下开始美中合作 ， 我们不得不通过审视并重申两国之间分歧的方式来打消他们的疑虑 。 这正是美中《上海公报》那么非惯例的原因——它坦率陈述了我们在所有国际冲突上所持的截然相反的观点 。回忆这些 ， 意在让我们谨记使两国走到一起的战略因素之不稳定和局限 。 两国从完全的疏离开始 ， 最终就如何最好地维持全球地缘政治稳定达成共识 。随着时间推移 ， 双方发现 ， 我们能扩展对共同利益的认识 ， 并同时扩大采取行动以捍卫它们的意愿 。 当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时 ， 我们能够采取合作行动反对它 。 随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 我们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 ， 这可从巨大贸易量、巨额相互投资及游客和学生交流大幅增长看出 。 两国的许多人都对这种与日俱增的联系感到高兴 ， 但也有一小部分人仍反对《上海公报》开启的“搁置意识形态分歧”的往来方式 。美国的仇外者和敌视中国的人试图加快逆转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 ， 就此而言 ， 新冠肺炎大流行既非起点亦非原因 ， 而是一种催化剂 。 这磨损着连接我们两个社会的诸多纽带 ， 但却受到一些鲁莽的中国人和美国一些狂热反华当权者的支持 。 “脱钩”将伤害美中及整个世界 ， 并使大家变穷 ， 这反过来也会限制“脱钩”的程度 。人类正依赖唯一且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地球为生 。 我们存在分歧 ， 但到头来我们必须找到互惠互利的方式 ， 这符合我们各自的利益 。 在我们两国之外 ， 几乎没有任何人希望看到美中相互依赖终结 ， 或被迫在我们之间选边站 。“攻击中国”的驱动力环球时报：您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 在您看来 ， 现在是两国关系最艰难的时刻吗？傅立民：显然 ， 美中关系正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糟糕时刻 。 1972年后 ， 走向更大程度的合作并远离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 ， 是两国关系的大势所趋 ， 但如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 。 有关保持台湾海峡和平的共识正在破裂 ， 且正被日益公开的军事对抗取代 。 这种倒退尚未达到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各种“离岛”危机中的敌对程度 ， 但事态正朝那个方向发展——除非我们恢复理性 。环球时报：过去这段时间 ， 特朗普总统和蓬佩奥国务卿提高了指责中国的调门 ，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是因应大选的策略吗？傅立民：除少数无可救药的狂热分子外 ， 对中国的攻击几乎完全是美国内部政治驱动的 ， 但我不认为这将决定美国大选结果 。 大选结果将取决于候选人的个人特性和国内问题 ， 而非对外政策之争 。 在当前的氛围下 ， 保持克制、不指责中国带不来任何政治好处 ， 因此两党都将参与其中 ， 即便他们都无法真正从中受益且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 。修复关系需要时间环球时报：在什么情况下两国关系会改善？11月的大选后？傅立民：其实 ， 正在发生的美中摩擦类似于当年的中苏争端 ， 后者花费了1/4个世纪以上时间才将之搁置起来 ， 然后又用20年才形成并巩固中俄之间的新型友谊和合作 。 美中之间相互“幻想破灭”也很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修复 。 不要指望11月的大选会实现该目标 。 美中对抗将会在某个时间终结 ， 但不会一蹴而就 。环球时报：您怎么评价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表现？傅立民：在许多美国人和美国的许多外国朋友看来 ， 我们目前正拥有我们历史上最无能、最堕落的政府 。 特朗普总统及其助手不承担责任 ， 而是一味将国家遭受的灾难向其他国家“甩锅” 。 这显然是一种适得其反的领导方式 ， 但就眼下而言 ，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将很快被纠正 。 完成领导层的和平更迭和授权新领导层采用更佳政策 ， 正是我们举行选举的原因所在 。 我们将对美国人做出何种决定拭目以待 。环球时报：在新冠病毒起源问题上 ， 美国及西方社会有不少阴谋论 。 为什么他们不将更多精力放在应对疫情上？傅立民：我们生活在一个政府、政客和心怀不满者为个人私利及政治利益操纵并控制舆论的时代 。 在过去痛苦经历的基础上 ， 西方社会极其重视个人自由和群体表达 ， 认为对公共关切的开放对话是确保良好决策的最佳方式 。这种对话曾因宗教原则、伦理道德与社会抑制而保持诚实 。 然而 ， 在这个世俗主义和没有信仰的时代 ， 无论是不诚实还是不负责任都不受到限制 。互联网时代 ， 西方正寻找一种使集体责任的要求与个人自由方式相协调的途径 。 我认为最终将得偿所愿 ， 但目前尚未走到这一步 。来源：本报采访人员 于金翠2020年05月26日 09:41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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