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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沈从文到福柯，这些大师们上课点名吗？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01刚开始工作那会儿 ， 年轻气盛 ， 每学期上第一堂节 ， 必定会略带挑衅地说：这门课我不点名 ， 来不来随便!我自认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招数 ， 但效果往往很差 。 随着日子一周周过去 ， 来上课的人数慢慢减少 ， 我也无法收回原来的话开始点名 。 虽然外在装作无所谓的表情 ， 但内心也会后悔自己自负的无知或无知的自负 。学生不来上课也就罢了 ， 就怕偶尔遇到领导的检查 。 话说我在课堂上宣布不点名之后不久 ， 就遭遇到了一次校外专家的巡视听课 。 据说以前的老师们很厌恶被听课 ， 本来讲的很自由 ， 领导专家们一来 ， 讲课就拘束了 。 但如今的形势似乎不同了 ， 就像一位同事告诉我的 ， 他最喜欢领导来听课 ， 因为领导一进教室 ， 根本用不着提醒 ， 学生就立马特别配合 ， 不再睡觉打呼噜 ， 也不再吃包子喝豆浆 ， 甚至都不再玩手机打游戏什么的 ， 一个个精神抖擞 ， 装作喜欢听且能听得懂的模样 ， 不时还若有所思地点头 。 他说自己最美好的上课体验 ， 就是被听课的那几次 。那次来的专家在我的课堂上似乎听得入迷 ， 不住地点头微笑——想必他是真心的 ， 因为他实在没什么必要为我演戏 。 在我唾沫横飞地讲完之后 ， 专家一改笑脸 ， 神色凝重地走过来 ， 严厉地指出 ， 这节课近十个学生未到 。我既然主动宣布不点名 ， 所以向来对考勤就不太重视 。 缺了十个人 ， 按比例最多就五分之一吧 。 其实也不算多 ， 想当年 ， 明代早朝时经常有官员缺席 ， 最多时缺席的官员竟有一千余人 ， 比较接近于全员缺席 ， 况且那是要去见能杀你人头的皇帝 。我想学生的缺课或也多是因为现实的困难 。 比如说 ， 奉贤海边的冬天特别冷 ， 每年冬天我去上课 ， 都会被冻出重感冒来 。 老舍先生说 ， “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 ， 就有修仙的资格” ， 奉贤怕是也不差多少 。 且看看民国时上海光华大学女生宿舍的情形 ， 因为如今的大学宿舍的条件 ， 较之那时 ， 或许好不了太多：到了冬天 ， 个个都是缩手缩脚的……整天除上课外 ， 就藏在房里 ， 装了一个热水袋和一个烫水壶 ， 折了一床被头垫在背后 ， 身上再盖一条被 ， 坐在床上 ， 手捧着书本 ， 在那儿默读 ， 然而 ， 牙齿有时不自觉地是会发出声音来的 。 见了这幅神气 ， 于是有人笑着说：“真像医院里的产妇哩 。 ”夜饭谁都不愿意出去吃 ， 都是叫娘姨到饭店里喊面或是蛋炒饭送进宿舍里来吃的 。 （滋：《女生生活的片段》 ， 《光华年刊》 ， 1936年丙子级 ， 转自施扣柱著：《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 ，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9年 ， 第339页 。 ）又比如我们今日的大学 ， 往往是校园太大、校区太多 ， 上个课 ， 南征北战 ， 堪比长征 。 其实这种情形也有先例 ， 如民国时期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横跨苏州河 ， 学生要摆渡过河上课 ， 一天要来回摆渡五六次 ， 你说他能不迟到吗？当年一位学生要坐船过河上课 ， 赶到码头却发现摆渡船刚刚开走 ， 留下了一番复杂的心理描写 ， 至今仍看得人手心冒汗：……木排还未过得一半 ， 那上课的钟声 ， 早已停止 。 他那时心中的焦灼 ， 真非在下一枝秃笔所能描写 。 总而言之 ， 他恨不得效那刘皇叔跃马过檀溪那一跃 ， 或是演那赵子龙拦江夺阿斗那一跳 ， 直飞过对岸去 ， 于心方快 。 但是谈何容易 。 不要画虎不成反为犬 ， 掉下河心 ， 做了那屈大夫投汨罗的故事来 ， 岂不凭空淴了一个冷水大浴 。 他想来想去 ， 想不出一个妙法来 ， 只得朝那蠕蠕而动的木排 ， 狠狠地咒骂 ， 想你这害人的东西 ， 为什么早也不来 ， 晚也不来 ， 直等到你老爷紧急的关头才来 。 此一去定然遇着一阵大风 ， 把你直吹到那三万六千顷的太湖里 ， 给那太湖贼劫去了当柴烧 ， 使你永远归不到你的老家 ， 才快了我的心肠 。 好容易骂得那木排过毕 ， 对面的船方始摇过来 ， 他跳在船头上 ， 拼命催那船夫赶快用力摇 ， 他那时的情景 ， 恰应了一句谚语 ， 叫做船头上跑马 ， 走投无路 。 他就是急煞 ， 也不过在船头上乱转 。 歇了一歇 ， 等船一靠了岸 ， 他便纵身而上 ， 拔开大步 ， 奔上那格致室的二层楼……（《碌碌碌》 ， 《圣约翰大学年刊》1926年 ， 转自施扣柱著：《青春飞扬：近代上海学生生活》 ，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9年 ， 第15-16页 。 ）除此之外 ， 我收到的假条还包括以下原因：被蜜蜂蛰了、要陪女朋友去听演唱会、要陪学车的教练吃饭等 ， 这些缘由当然都是让老师无法拒绝的 。 最喜闻乐见的理由莫过于肚子疼 ， 其实老师们大多不会认真到让医生去复检的地步 ， 老师需要的就是学生给个理由而已 ， 你说了 ， 老师就懂了 。话说回来 ， 因为缺课事件性质严重 ， 情况马上被上报到学院和学校 。 事后院长在提醒我以后要注意考勤之后 ， 也谈起自己的往事 。 他年轻时也是一腔自信 ， 不点名 ， 上课时学生乱说话 ， 他强压怒火对学生说：我上课又不点名 ， 你们完全可以不来 。 本想这样警告一下学生 ， 谁知下次课 ， 真的就只来了两个学生 。后来我就不敢大意了 ， 虽说也还是没有点过名 ， 但至少要在课堂上吓唬学生一下 。 如今想来 ， 点名或许还是必要的 ， 至少可以通过点名多消磨点课堂时间 。 另外 ， 就像梁实秋先生所说 ， 上课点名最大的好处 ， 就是能让老师多认识几个字 ， 这实在也很有道理 。 据说就有学生叫王者荣耀 ， 而我在课堂内外就遇到过张衡、白居易、苏东坡、沈从文、张爱玲、郭靖、黄蓉等一众名人 ， 实在大长见识 。02如今强调佛系生活 ， 老师忙 ， 学生更忙 ， 点名和应名 ， 都需要一些合适的技巧和心态 。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提到孟森先生 ， 点名时十分平和：心史是一好好先生 ， 心气和易 。 所任明清史 ， 讲义写得太详密 ， 上堂无多话讲 ， 学生缺席 ， 只少数人在堂上 ， 遇点名时轮流应到 。 心史说 ， 今天讲堂座上人不多 ， 但点名却都到了 ， 仍自讲述不辍 。 学生传为谈资 。这样的方法想必是很多人都用过 ， 至少我就用过 。 上大学时 ， 有一次是因为要为两个同学顶替 ， 老师点名 ， 我应答变音不太果断 ， 班上同学笑场 ， 被老师当场识破 ， 那天老师独缺了孟森先生的大度 ， 结果可想而知 。 其实 ， 只要老师配合得好 ， 学生是不至于太过难堪的 。 就像梁实秋先生提到清华的一位叶先生：前清的一位榜眼 ， 想来是颇有学问的 ， 他上国文课 ， 简直不像是上课 。 他夹着一个布包袱走上讲台 ， 落座之后打开包袱 ， 取出眼镜戴上 ， 打开点名簿 ， 拿起一支铅笔（他拿铅笔的姿势和拿毛笔的姿势完全一样 ， 挺直地握着笔管） ， 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点名 。 出席的学生应声答“到” 。 缺席的也有人代他答“到” ， 有时候两个人同时替一个缺席的答“到” 。 全班哄笑 。 老先生茫然地问：“到底哪一位是……”全班又哄然大笑 。 点名的结果是全班无一缺席 ， 事实上是缺席占三分之一左右 。 （梁实秋：《点名》 ， 见氏著：《雅舍忆旧》）由此看来 ， 点名其实不能叫点名 ， 而应该叫点头 。 因为有头未到而名到者 。 正是因为学生层出不穷的花样 ， 现在各个学校也都在不断地升道防魔 。 刷卡已经很落后了 ， 有通过指纹来“点指头”的 ， 学生们大概还搞不到电影里的那种指纹复印术 。 据说帝都某高校采用了“刷脸”技术 ， 也是狠招 。 但这种方式却要求学生不能美容或整容 ， 甚至也不能随便的胖或瘦 。 我看目前最狠的手段是“点手机” ， 老师在教室门口为每个学生准备一个小口袋 ， 学生上课时把手机放在各自的袋子中 。 之所以说这招最狠 ， 是因为手机现在是学生们的命根子 ， 须臾不能离 ， 放下手机 ， 立地成野人 。 哪有人到而手机不到 ， 或者手机到而人不到的？至于说买不起手机的学生怎么点名 ， 这可能是发明袋子的人所没有设想到的 。 或者学生为了完成点名 ， 卖肝卖肾去买个手机 ， 这种事不也已见诸报（手机）端了吗？03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点名的 。 就像钱穆先生当年在北师大讲秦汉史 ， 二百余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挤满 ， 走廊里也都是学生 ， 人泄不通 ， 钱穆先生竟无路登讲台 ， 于是只能跳上学生的课桌 ， 踩着桌子才勉强走上了讲台 。 记得当年在复旦读书时 ， 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 ， 常有大师光顾 ， 座位是根本占不到的 ， 能挤进教室就属幸运 ， 有时候只能隔窗挤进去一个脑袋 。 运气差的时候就架在走廊里听 ， 有种隔墙有耳的感觉 。 这样看来学生其实也是愿意听课的 ， 如果老师没有名气做幌子 ， 可能就真的需要认真做一份讲义了 。如此看来 ， 学生缺不缺课 ， 关键还在于老师 ， 同一个学生 ， 可能喜欢某甲的课 ， 但不喜欢某乙的课 ， 汪曾祺先生可谓典型的代表 。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 ， 但不喜欢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课 ， 朱先生上课爱点名 ， 严厉刻板 ， 作业太多 ， 汪曾祺于是经常逃课去泡茶馆或图书馆 。 因为经常缺课 ， 朱自清也不太喜欢汪曾祺 ， 后来罗常培曾推荐汪曾祺做朱自清的助教 ， 朱自清颇为不悦：“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 ， 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但汪曾祺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课 ， 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大学者 ， 性情自由放旷 ， 一上课 ， “闻先生点燃烟斗 ， 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的课可以抽烟的） ， 闻先生打开笔记 ， 开讲：‘痛饮酒 ， 熟读《离骚》 ， 乃可以为名士 。 ’”（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他也真是名士做派 。 闻一多上课从不点名 ， 课讲得极其精彩 ， 吸引许多粉丝慕名而来：闻先生教古代神话 ， 非常“叫座” 。 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 ， 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 。 工学院在拓东路 ， 文学院在大西门 ， 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 。 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 。 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 ， 用按钉钉在黑板上 ， 口讲指画 ， 有声有色 ， 条理严密 ， 文采斐然 ， 高低抑扬 ， 引人入胜 。 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 。 （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汪曾祺更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 ， 这是影响其一生的恩师 。 沈从文上课也不点名 ， 而且他“不长于讲课 ， 而善于谈天” （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 谈点什么呢？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 ， 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 ， ——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 。 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 ， 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 ， 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 。 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 ， 一边吃 ， 一边讲 ， 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 ， 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 ， 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 。 谈林徽因发着高烧 ， 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 。 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 。 金先生终生未娶 ， 长期独身 。 他养了一只大斗鸡 。 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 ， 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 他到外搜罗大石榴、大梨 。 买到大的 ， 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 ， 比输了 ， 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 ， 他再去买！（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这样的谈天 ， 别说穿越半个昆明城 ， 哪怕是穿越半个中国 ， 半个地球（有钱的话） ， 也是值得的 ， 老师自然是不用点名 。04还有些老师 ， 不但不点名 ， 反而不希望过多的学生去听 。 法国思想家福柯43岁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史体系”教席 ， 从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 ， 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 。 他的课堂因思想性和个人魅力 ， 在当时极受欢迎 ， 听课者除了学生 ， 还不乏学者、教授、社会人士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 ， 以至于“人满为患 ， 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 。 （ 福柯语 ， 见[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 钱翰译：《必须保卫社会》（法兰西课程系列 ， 1976）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年 ， 第4页）当时有采访人员描写了福柯课堂的气氛：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 ， 雷厉风行 ， 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 ， 他挤过人群 ， 坐到椅子上 ， 推开录音机 ， 放下讲稿 ， 脱下外套 ， 打开台灯开始讲课 ， 一秒也不耽误 。 扩音器传出响亮、有力的声音 ， 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 ， 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 。 教室有300个座位 ， 挤了500人 ， 没有一点空地……（热拉尔·帕迪让：《法国大学中的伟大布道者》 ， 《新观察家》1975年4月7日 ， 转自[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 ， 陈雪杰译：《惩罚的社会》（法兰西课程系列 ， 1972-1973） ， “前言”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年）人数多 ， 且不固定 ， 福柯当然不用点名 ， 他反而一直抱怨课堂的人数太多 ， 影响到了和听众的距离和课堂的效果 ， 以至于他希望通过调整上课时间（从下午17：45改为上午9：30）来减少人数：我不能规定来这里听课的形式上的条件 。 因此 ， 我采用了一个原始的办法：把课安排在上午九点半 ， 我是这么想的 ， 按我昨天收到的一封信的说法 ， 大学生已不再在九点半以前起床了 。 你们会说这仍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挑选标准：起床的和不起床的 。 但不是这一个就是那一个 ， 终究有一个标准 。 （《必须保卫社会》 ， 第5页）这对如今许多只嫌粉丝不多、只嫌出镜率不高的“大师”、“名师”们来说 ， 简直是匪夷所思 。 福柯理想的课堂是有真正的交流 ， 而人数太多 ， 就无法实现互动 ， 让课堂变成了单向的表演：对于我来说 ， 每个星期三晚上必须演出的这种马戏真是一种 ， 怎么说呢……折磨这个词太重 ， 烦恼又太轻 。 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 。 （《必须保卫社会》 ， 第4页）作为一名老师 ， 期待的是和学生的碰撞和交流 ， 而非是没有掌声的马戏表演 。 福柯虽然名声在外 ， 他的思想也往往是学生们所无法进行对等交流的 ， 但他还是希望能有所反馈：有几次 ， 当课讲得不太好时 ， 不需要太多 ， 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 。 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 。 在法国 ， 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 。 因为没有反馈渠道 ， 授课被戏剧化了 。 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 。 当我讲话完毕 ， 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热拉尔·帕迪让：《法国大学中的伟大布道者》）这种“孤独感”想必许多老师都有过 ， 譬如我自己 ， 课堂讲授的多是文学理论、美学理论等之类枯燥乏味的课 ， 遇到要讲什么结构与解构、语言与言语、存在与本体、言意之辨之类连自己都半懂不懂的内容时 ， 如果此刻恰好与学生苦涩又无助的眼神相对 ， 我的脑海就会反复滚动起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在《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写的一段文字 ， 那是哑巴辛格的一段内心独白：如果用嘴巴与人交谈 ， 从对方脸上茫然的表情中 ，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想必就像动物的声音 ， 或者自己的言语中有某种令人讨厌的东西 。 对他来说 ， 努力用嘴说话是痛苦的……（秦传安译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7年 ， 第11页 。 ）05其实 ， 老师们之所以不愿意点名 ， 除了或真或假的自信外 ， 可能是因为还在固执地守持着“只闻来学 ， 未闻往教”的古训 ， 不愿自降身价罢了 。 不点名 ， 内心还是希望学生来听课的 。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 是老师们最为虚荣又虚无的白日梦 。 其实 ， 英才未必能得；得到英才 ， 你也未必能教 。 但老师们应该都多少有点货色 ， 加上“好为人师”的虚荣 ， 一段轻松的讲述 ， 可能需要燃灯枯坐好几个通宵 。 老师多愿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状态 ， 理想的教和学的环境 ， 或许应该是自由和宽容的 ， 老师愿意教 ， 学生愿意学 。 就像几被描画为“学术理想国”的西南联大 ， 大师云集 ， 更是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大师 ， 很多人的印象就是那里“自由散漫的学风” ， 就如何兆武先生回忆的：没有任何组织纪律 ， 没有点名 ， 没有排队唱歌 ， 也不用呼口号 。 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 ， 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 ， 几天不上课没人管 ， 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 ， 个人行为绝对自由 。 ……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 ， 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 ， 看什么 ， 听什么 ， 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何兆武口述 ， 文靖译：《上学记》（增订版）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6年 ， 第96页 。 ）不点名的状态 ， 确是理想的状态 ， 有无为而治的意思 。 但现实中老师们也往往愿意秉持精英主义的原则 ， 尽管只是少数人来上课 ， 也愿用心去讲 。 康德曾说过一句让很多老师有知音之感的话：众所周知 ， 课程的开头被活跃而又不稳定的年轻人们搞得多么紧张 ， 而此后教室将逐渐地变得多么宽敞 。 （康德：《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 ， 见《康德著作全集》（第二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3年 ， 第312页 。 ）遇到康德的课 ， 多数的学生大概是一定要逃的 。 但我想 ， 那逐渐宽敞的教室里 ， 肯定也会有三两个学生在安静地听讲 。 那两三个人 ， 才是不点名的康德留下来继续讲课的动力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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