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发达国家都发现金,中国为何发消费券?
原始标题:林毅夫等: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发现金 , 中国为何发消费券?这些券到底有没有用? )
战疫进入“下半场”后 , 消费券成为社会热词 , 国内不少地方将此视为提振经济的重要手段 。 截至今年5月上旬 , 全国有190多个城市发放了190亿元消费券 , 这些券到底起没起作用 , 对企业和家庭的帮扶是否足够精准 , 要不要全国推广?就此热点话题 ,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采访人员采访了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沈艳教授和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 , 请他们从各自角度作出分析评估 。人物档案林毅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 北京大学教授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南南合作发展学院院长 。沈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
司晓: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院长 。
现金还是消费券?高渊:上次采访中 , 你明确提出中国要直面大概率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 。 与以往的几次重大危机相比 , 这次疫情带来的冲击究竟有何不同?林毅夫: 过去 , 无论是面对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 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 我们一般采取的对策是用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 , 维持经济增长 。但我认为 , 这次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 过去的冲击主要是外需突然下降 , 但国内的生产和生活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 , 要应对的是怎样增加国内的需求 , 弥补外需的不足 。 但这次疫情全球爆发 , 除了外需受影响外 , 我们采取了封城、社会隔离等措施 , 影响了国内的需求面和供给面 , 影响了城市和农村 , 影响了家庭和企业 。在这种状况下 , 过去应对危机的有效经验 , 比如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 , 特别是现在说的新基建 , 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 , 还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 , 这种措施当然还要用 。 但问题是 , 这些投资从创造就业到创造需求 , 有一段时间差 , 还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高渊:在你看来 , 能救“近火”的办法是什么?林毅夫:现在必须要有保企业、保家庭的措施 。 全国就业的80%在民营企业 , 特别是其中的中小微企业 , 但目前不少中小微企业很困难 , 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没法开工 。办法当然有不少 。 保企业可以延缓五险一金缴纳和贷款归还 , 以及减免租金等 。 保家庭可以发现金 , 也可以发消费券 。 对于农村低保户和失业困难群体 , 给现金或发失业救济会有用 , 关键是让他们不返贫 。 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 我一直主张发消费券 , 这增加了家庭消费的可能 , 还能根据各地受影响最大的行业类别来设计消费券的使用方向 , 直接帮助到中小微企业 , 可以说是一石双鸟 。高渊:究竟是发现金还是发消费券更有效 , 业界一直有争议 。 疫情发生后 ,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选择了发现金 , 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应该以发消费券为主要手段?林毅夫:确实 , 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国家 , 即便是一向保守的德国 , 它们都在发现金 , 而且出台的救助计划金额都超过了GDP的10% 。 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 大规模发现金的话 , 除了少数困难群体会马上去买生活必需品 , 大多数人拿到钱后很可能存进了银行 , 并不一定去消费 , 很难起到既保家庭又保企业的双重功效 。其实 , 发消费券有个前提 , 就是要有移动支付的大范围普及 , 老少都会用 。 这方面 , 中国具有独特的优势 , 国外大多数国家 , 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不具备的 。 所以我从三月份开始 , 就在几个会议上谈了这个想法 , 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做了 。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 , 到5月8日全国已经有190多个地方发放了190亿元消费券 。高渊:这么多地方发了消费券 , 是否应该评估一下成效?林毅夫:对 , 应该看一看理论和实际是否吻合 。 4月14日 , 我跟沈艳老师联系 , 我说你是研究计量经济学的 , 能不能做一个短平快的政策效果评估 。 沈老师马上答应 , 第二天就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孙昂副教授 , 组织了一个团队 , 并在不到一周时间里拿出了理论框架 。14日晚上 , 我还打电话给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 , 我说知道腾讯也在做一个平台发消费券 , 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 , 让我们更好地评估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举措 。 马化腾马上同意了 , 还在腾讯公司里建了工作小组 , 成员包括腾讯研究院的司晓院长 , 还有腾讯微信支付的辛建华老总等 。 腾讯的数据支持是无偿的、无条件的 , 对此我很感谢 。消费券到底有没有用?高渊:根据你们团队的研究 , 现在哪些地方政府倾向于发消费券?沈艳:已经发券的190多个地方 , 一般具备三个特征:经济比较发达、第三产业占比较高、自身的财力比较强 。 也就是说 , 发不发券主要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 而且这三方面越强 , 发券的金额就越高 。 总体上看 , 地方政府基本是从实际情况出发 , 是比较审时度势的 。高渊:一言以蔽之 , 发放消费券的效果好不好?沈艳:我们的结论是 , 总体效果是好的 。先作行业对比 , 今年三四月间 , 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笔数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3.11倍 , 发放消费券行业支付金额反弹幅度是未发放行业的5.15倍 。 再作区域对比 , 发券地区总支付笔数比未发券地区高出4.2个百分点 , 根据消费券支持行业在全行业支付笔数的比重 , 可以推算出在发放消费券一个月内 , 消费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行业高约25% 。高渊:消费券对哪些行业、哪些人群最有用?沈艳:受疫情冲击最大的 , 是“衣食住行游”这五大行业 , 今年2月份是谷底 , 像文化旅游和餐饮的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 , 都只有疫情前的20%左右 。而这次消费券的发放 , 主要集中在百货超市、餐饮和文化旅游 , 现在恢复最快的也是这三个行业 。 地方政府的选择是正确的 , 因为这几个行业重度依赖线下消费 , 同时需要比较快的资金周转 。 更重要的是 , 因为消费券要发挥撬动作用 , 就要避免将有限资金用在小额券撬不动的行业 , 比如房租、物业等 , 100元以内的消费券杯水车薪 。从被撬动的消费者年龄结构上看 ,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年轻人是使用线上消费券的主力 。 而我们的分析认为 , 中年人比年轻人更可能因为消费券而增加消费 。 比如武汉的数据显示 , 50岁以上人群的核销订单数大于20岁组人群 。高渊:在腾讯的平台上 , 消费券的发放规模有多大?司晓:到5月初 , 我们在全国大约50个城市参与了消费券发放 , 总金额达到100亿元 。 其中5月1日到3日 , 这三天大概带动了9亿元的消费 。 另外在用券的数量上 , 中老年人至少跟年轻人是旗鼓相当的 。 其中40岁以上的消费人群 , 他们用券核销的占比大概是51% 。高渊:既然发消费券效果这么好 , 为什么大多数地方不发呢?因为这197个发券城市 , 相比全国2000多个县级市、300多个地级市来说 , 还是个小数字 。沈艳:可能是两种原因 。 一是有些地方还在观望 , 要看看发了到底有没有用 , 能不能真正刺激经济 。 第二种是想发 , 但算一算财政支出账 , 觉得发不起 , 这属于想发而不敢发 。高渊: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 , 发放消费券是否都应该完全由地方财政埋单?司晓:要做大消费券的盘子 , 确实要鼓励和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 不能只靠地方政府 。 比如最近上海的“五五购物节” , 就引入了很多互联网平台参与其中 。 其中有拼多多、美团、苏宁、阿里 , 当然也包括微信支付 , 这种叠加起来的效应 , 肯定比只靠政府的力量更有效 。当然 , 商家也不是纯粹的慈善行为 。 这里面有商业上的策略 , 因为对于互联网获客、拉新 , 本来这些也是要投入的 。 所以 , 商业力量和政府力量的结合 , 是更可持续的 , 也是把这个盘子做大的方向 。是否需要全国推广?高渊:在消费券的发放使用中 , 还会听到一些商榷意见 。 比如现在发的基本都是满减券 , 而不是抵用券 。 比如 , 买足100元可以减20元 。 不少网友半开玩笑地说 , 我缺的是100块钱里的20块吗?我缺的是80块 。 对此 , 你怎么看?沈艳:现在发放的消费券 , 大多数都是七折以上的满减券 。 我觉得这还是合理的 , 既然是想刺激消费 , 最好能够让人们还是掏出一些自己的钱 , 这样能更好地帮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 , 让整个经济流转起来 。 不过我的直觉是 , 七折以上的力度 , 还是有点不够的 。当然 , 那些真的缺“80块”的低收入人群 , 满减券可能就起不了什么作用 。 对于这些人群 , 现在也有一些地方在发现金券 , 大约占到了总发券金额的近2% 。高渊:如果消费券都在线上发放 , 对于那些不使用手机的“数字困难户”来说 , 是否只能望梅止渴?沈艳:根据我们的调查 , 所有发券城市的首选都是线上发放 , 这是与中国数字支付的全球领先地位相适应的 。 其中 , 还有8%的城市有线下的发放 , 但是发放金额很少 。司晓:目前 , 中国还有大概35%的人没有接入互联网 , 我们称之为“失联人群” , 而全球范围的比例是接近50% 。 现在几乎所有的消费券发放 , 都是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进行的 。 而恰恰没联网是贫困人群的一个基本特征 , 他们中不少人没有联网消费的能力 。高渊: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帮助这些互联网“失联人员”?司晓:现在我们希望帮助每个村建立村级公众号 , 实现村务线上管理 , 目前已经做了1.5万个村庄 , 比例还很低 。 然后给村级管理组织发放消费券 , 可以就地转化为实体券 , 在村里以及村周边的小店实现购物和非电子化核销 , 就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当然 , 对于那些“失联人群” , 最有效的还是发现金或者现金券 , 而不是消费券 。 我觉得 , 应该在发达地区、在城市发线上消费券 , 在村里可以发现金券 。高渊:根据你们的研究 , 对消费券的后续发放有什么建议?沈艳:为了“保企业” , 我建议尽快加大消费券的发放范围 , 对于自身财政实力不足以支撑消费券的地方政府 , 可以允许政府负债率适度上升 , 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为了“保家庭” , 应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定向消费券发放 。 我们研究团队根据公开报道梳理出的定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券总额 , 还不足一亿元 , 但这些资金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就是可以多策并举 , 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定位需要扶持的行业与人群 , 确保消费券发放透明、公正、高效 。 既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家庭 , 也要精准定位要保护的企业 。 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地区 , 以及网络使用能力难以在短期提高的低收入群体 , 可以适当提高低保水平 , 或者增加现金的转移支付 。高渊:对于像消费券这种在疫情中取得实效的措施 , 是否应该从短期应急办法 , 转化为常规化的政策?林毅夫:要不要把一些应急做法常规化 , 我觉得还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打个比方 , 过年和过日子是不一样的 , 救急和救贫也是不一样的 。发消费券是要扩大消费 , 在百年不遇的疫情中保家庭、保企业 , 这是救急 。 而要扶持困难人群 , 这是救贫 。 救贫的关键 , 还是要让他们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 有更好地参与市场活动的环境 , 其中有些因老、因残、因病致贫的困难人群 , 更需长期的救济和保障 。现在全球还处于疫情中 , 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靠国内 。 而发放消费券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办法 , 还是值得在全国推广的 。 但全国化和常规化是两个概念 , 消费券毕竟是应急办法 , 是否要长期执行 , 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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