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仁爱与施仁政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 ， 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 ， 生起怜悯之心 ， 于是放他们回家 ， 第二年秋天再回来就死 。 结果 ， 到了第二年 ， 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 ， 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 ， 按时回到朝堂 ， 竟无一人逃亡 。 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 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 ， 三十有五致太平 ， 功成立定何神速 ， 速在推心置人腹 ， 死囚四百来归狱 ， 以心感人人心归 。 ”太宗“以心感人” ， 离不开孔孟的仁与仁政思想的影响 。仁者爱人在孔子那里 ， “仁”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 ， 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 ， 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是五常之一 ， 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为主要内涵的道德情感、道德规范、道德品质 ， 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虽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 ， 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 ， 但它有一个核心就是“爱人” 。 《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 。 子曰：“爱人 。 ”可见 ， 仁者爱人 。孔子强调 ， 这种仁爱“必由亲始” 。 家庭中的亲爱 ， 是人最早形成的爱心 。 孔子弟子有若即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作为仁的根本：“孝弟也者 ， 其为仁之本与 。 ”后来儒家也以亲亲敬长解释“仁”的基本含义 。 “仁者 ， 爱人”最深厚的根源即是家庭血缘的亲情之爱 ， 离开了亲情之爱 ， “爱人”就成为无根之萍 ， 无源之水 。 亲情之爱孕育了对他人的仁爱之心 ， “爱人”就是孝悌之心的外展与扩充 ， 即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 ， “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 ， 它必须通过显示于外的行为表现出来 。 因此 ， “仁”的内涵还包括“忠恕之道” 。 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 ， 推己之谓恕 。 ”“忠”是积极一方 。 孔子说：“夫仁者 ， 已欲立而立人 ， 已欲达而达人 。 ”作为“为仁之方”的行为模式 ， 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 ， 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 。 “恕”是消极一面 。 孔子说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 ， 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 。 可以说 ， “立人”“达人” ， 都是为他人着想 ， 这就是“忠”；自己不喜欢的事 ， 不要强加于别人 ， 这就是“恕” 。 曾子在概括孔子之道时说：“夫子之道 ， 忠恕而已矣 。 ”可见 ， 实践仁德要从自己做起 ， 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 。“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 。 离开了道德的准则 ， 以己之好恶推及人 ， 不仅不能利人 ， 还足以害人 。 因此 ， “仁者爱人” ， 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 。 推己及人 ， 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 。 正己然后能推人 。 那么 ， 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体方法就是“克己复礼” 。 具体而言 ， 便是“非礼勿视 ， 非礼勿听 ， 非礼勿言 ， 非礼勿动” 。 按照礼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 ， 使自己的视、听、言、动（起心动念）都符合于礼 ， 克制自身与道德本性相违背的一切私心欲念 ， 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 ， 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仁政：礼主刑辅到了孟子 ， “仁”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扩充 。 他认为人皆有所爱 ， 只要充分扩充这种爱便是“仁” 。 同时 ， 孟子的“仁学” ， 又多从心性入手 ， 他用“不忍人之心”或“恻隐之心”解释“仁” ， 认为“仁”的品质是人生而具有 ， 道德教育的目的无非是恢复人本有的仁心 。 将这种“不忍人之心”运用在政治上 ， 就会施行“不忍人之政” 。仁者爱人 ， 在传统治国理政之中 ， 表现为以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为内容的仁政 。 可以说 ， 正是中国政治中这种讲仁爱的思想 ， 是“中国之治”能够达到“不忍欺”的关键 。 即使是法家的代表人物管子对这种仁爱思想也深表认同 。《管子》中指出：“人主能安其民 ， 则民事其主 ， 如事其父母 。 ”如果人主能够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 那么人民对待君主就如侍奉父母一样 。 如果君主有了忧困 ， 人民就会为他感到忧伤；国君有了危难 ， 人民愿意为他拼命效力 。 反之 ， 如果人君把人民看作是泥土、草芥一样低贱 ， 甚至还随意践踏、欺凌 ， 人民反过来就不会被君主所使用 。 君主有什么忧困 ， 人民也不会为他分忧；国君有难 ， 人民也不会为国君去赴汤蹈火 。 如果国君能够把人民视为与自己一体 ， 那么国君有了困难 ， 人民怎么会不为国君而效力、分忧？《六韬》记载 ， 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治国之方 。 太公回答说：“善为国者 ， 御民如父母之爱子 ， 如兄之慈弟 。 见之饥寒 ， 则为之哀；见之劳苦 ， 则为之悲 。 ”《春秋左氏传》中也说：“国之兴也 ， 视民如伤 ， 是其福也；其亡也 ， 以民为土芥 ， 是其祸也 。 ”正是因为中国古人有这种爱民如子的仁爱思想 ， 因此在治国理政中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态度 。孔子说：“听讼 ， 吾犹人也 ， 必也使无讼乎 。 ”孔子判案与其他法官一样 ， 都是依据案情为人定罪 。 但是他和别的法官不同之处在于想方设法地杜绝争讼 。 如何杜绝争讼？就是要兴起道德教育 ， 使人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品德 。 历史上著名的“六尺巷”典故 ， 说的正是此理 。刑期于无刑讲仁爱的从政者必须具备三种职能：君、亲、师 。 即使身为执掌刑罚的司法官员 ， 只要有仁爱之心 ， 不仅会受到人民的爱戴 ， 而且还能感化百姓 ， 达到“刑期于无刑”的效果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弟子季羔在卫国担任司狱官 。 他亲自判定对一个人实施刖足之刑 。 后来卫国动乱 ， 季羔逃跑 。 被他判处刖足之刑的人恰好负责守护城门 。 但是这个人不仅没有借机复仇 ， 反而协助他逃脱危难 。 季羔将要离开时问其原因 ， 这个人说：您判定对我实施刖足的刑罚 ， 是因为我罪有应得 ， 您也无可奈何 。 当时您要用法律判罪时 ， 是先判了别人的罪然后才判我的罪 ， 这是希望我能够得到减免；在我被判定罪刑 ， 将要行刑时 ， 您面带忧愁和伤痛之情 。 您这样做并不是对我特别偏袒 ， 而是君子看到人民犯罪自然就会产生哀怜之心 。 这就是我之所以爱戴、帮助您的原因 。 孔子听了这件事后说：虽然都是依法办事 ， 但是心存仁恕树立的就是德行 ， 太过严厉苛暴树立的就是仇怨 。 既能够公正 ， 又显示了德行 ， 季羔做到了啊！古人明白“上天有好生之德”的道理 ， 所以治国要顺应天道 ， 对待民众讲求仁爱 ， 不能过于苛刻 。 古人把“地方官”称为“民之父母” ， 理应爱民如子 。 《盐铁论》中写道：“故为民父母 ， 似养疾子 ， 长恩厚而已 。 ”孟子强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 善政民畏之 ， 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 善教得民心 。 ”正是因为孔孟这种仁者爱人的思想 ， 使得“仁政”成为中国古代开明政治的追求 。 因此 ， 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 ， 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 。 《孝经》中讲“安上治民 ， 莫善于礼；移风易俗 ， 莫善于乐” ， 《礼记》中也讲“礼乐刑政 ， 其极一也 。 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 正是因为重视礼乐教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 所以中国文化也被誉为“礼乐文化” 。 来源：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