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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研讨︱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二 )

云研讨︱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魏丕信著《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对于明代地方政府救灾中 ， 最为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有关“有治人无治法”的提法 。 此类提法在明代的地方政书中十分普遍 ， 乃至成为“口头禅” 。 对于“治人”和“治法”的分开解读 ， 可以理解救灾中有能干的官员 ， 但是缺乏有效的办法 。 然而从官箴书的内容来看 ， 仅从目录就可以看出 ， 有大量内容涉及救灾的具体方法 ， 以吴尊、吕坤的书可以得到印证 。 在大量的官箴书中 ， 往往同时涉及“治人”和“治法”两个方法 ， 但是比较而言 ， 涉及“治法”方面的内容往往要丰富得多 。 在某种意义上 ， 官箴书等文献呈现的“治人”“治法”跟明代地方实际行政中人们感知的“治人”“治法”问题有着很大的距离 。 如何理解两者的差异呢？如果以明代的仓储为例 ， 无论是社仓还是常平仓等 ， 明代救荒文献中都有非常丰富的讨论内容和经验记载 。 吕坤的《实政录》不仅有施粥的具体条例 ， 也有晒谷的具体方法 。 这不仅让人困惑 ， 究竟时人缺乏的是什么“治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 当时人们都将蠲免当做救灾的重要政策来呼吁 ， 甚至是救荒的唯一良策来对待 。 这种建议也在诸多救荒书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 值得注意的是 ， 文献中诸种建议往往来自著者亲身的地方行政经验 ， 对朝廷实施蠲免 ， 成为地方官员的真诚希望 。 这种建议还在不同地区得到实践 ， 特别是江南重赋地区 。 如果针对某些特别个案 ， 如周孔教的救灾方案 ， 我们还可以发现救灾重心的下移趋势 ， 对民间力量的重视 ， 让老百姓自治自究 ， 建立乡党议事的地方秩序等新趋势 。 以吃大户为例 ， 就是要求地方政府调控 ， 保护富户利益 ， 又照顾地方利益 。概言之 ， 地方士绅希望国家能够实施蠲免等政策 ， 以国家力量拯救地方 ， 这是他们的首选之策；在此失望之后 ， 他们往往转向谋求地方自治救灾的理想 ， 他们希望建立跟地方政府二元并行的救灾模式 ， 这种理想是整个明代中后期自治风气的一种具体体现 ， 跟明代中后期国家治理方式一脉相承 。 以此观察明代地方实政中的“治人”“治法”实质反映地方士绅的某种自我努力 。 如果联系魏丕信等人对于清代十八世纪有关救灾的“行为转向” ， 从长时段观察明清地方救灾跟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 ， 显然仍是学术界值得重视的关键问题 。清代国家救灾中仓储规模与治河理念清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 全国维持了3000万石至4800万石的巨大粮食储备规模 ， 如何看待这种仓储规模跟国家治理能力、救灾能力的关系 ， 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 。 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所吴四伍指出 ， 清代仓储政策的实施有其特定性 ， 在工具价值的层面考虑 ， 其兴建有其必然性 。 但是 ， 仓储巨大规模和高强效率仍是值得分析的问题 。 他比较赞成和卫国等对清代仓储数据的部分质疑 ， 但是也强调巨大规模的客观性和难以推倒性 。 在他看来 ， 清代仓储经营的高效与低能 ， 才能最终决定仓储巨大规模的存在和救灾效率的高下 ， 通过具体的救灾案例可以看出 ， 清代救灾效率跟仓储规模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联系 ， 清代仓储是否能够反映国家的强大救灾能力 ， 仍是值得学界重新探索的重要问题 。黄河治理是清代救灾的重要内容 。 山东大学贾国静多年来潜心研究清代黄河治理问题 ， 尤其侧重探讨晚清铜瓦厢决口等重大问题 。 此次她从清初黄河水患入手 ， 在分析明清易代之际黄河水患极为深重的原因的同时 ， 重点阐述了康熙治河的成功经验 ， 并回应了学界有关治水与国家建设的讨论 。 在她看来 ， 尽管魏特夫“水利社会”等理论值得检讨 ， 但是黄河跟国家之间的关系却不能忽视 。 当下有关水利社会的研究 ， 侧重探讨水与区域社会的关系 ， 在这里 ， 国家更像是一种隐形的存在；关于“治水政治”的研究 ， 比较注意国家力量在治水中的重要作用 ， 但多表现为单向度的关系 。 在她看来 ， “水之政治”中的治水不止是国家治理的工具 ， 以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 ， 更是国家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研讨︱古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
清康熙《黄河图》跨朝代视野下的国家治理能力与救灾经验一朝为断 ， 蜻蜓点水 ， 成为当下历史学“碎片化”的重要特征 ， 无论是救灾中作为物资储备的仓储 ， 还是救灾中黄河家园 ， 纵观宋元明清 ， 乃至先秦汉唐 ， 都是一脉相承 ， 紧密相连 。 唯有跨朝代、多链条 ， 以长时段的视角 ， 重新审视传统社会的国家能力和救灾经验 ， 才能深刻揭示中华文明成长的宝贵经验 。 此次来自宋元明清的综合讨论 ， 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国家治理能力和救灾经验 ， 形成三点基本判断：一是制度化救灾成为中华民族顽强对抗自然灾害 ， 不断前行的重要历史经验 。 不管是粮食的储备 ， 还是河患的治理 ， 都是在国家和地方的良性互动中 ， 形成了专门的救灾制度 ， 同时依赖救荒书籍等得以流传 ， 成为今日救灾的重要历史遗产 。 二是由国家主导的救灾实践 ， 成为中国救灾的重要特色 。 事实上 ， 自宋代王安石变法以后 ， 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 对救灾等民生工程进行强有力的干预 ， 此种潜流在清代终为巨浪 ， 俨然成势 。 清代仓储的超大规模 ， 清代河政的巨额开支 ， 都是一种历史的延续 ， 不能简单看做某个朝代的临时政策 。 三是官民互动的救灾机制 ， 不管是治人还是治法 ， 在国家治理的漫长演进过程中 ， 来自地方经验的积累 ， 和国家力量的推广 ， 往往在救灾经验的传播和实践中 ，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 以复杂的仓储体系为例 ， 官方代表的常平仓和地方社会代表的社仓、义仓 ， 他们一起在历代救灾实践中产生的巨大合力 ， 成为传统社会官民合作、群策群力 ， 共同取得抗灾胜利的重要法宝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 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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