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块玉米面“大饼子”
堆积得越来越厚的时间尘埃 ， 当年的传言 ， 信息“错录”等 ， 都会在人脑里留下一些乱码 ， 它们与真实的信息、数据相混 ， 让陈年情景张冠李戴 ， 重构出与曾经的生活真实大相径庭的细节 。今年春节 ， 上海的“17连微信群”里出现了一男一女两张陌生的老人照片 ， 他们应当大家的“有关人员” ， 但我已经完全认不出是谁 ， 随口就问：“这是谁？”发布者Z（当年连卫生员）立即回答：“王桂才、王老美 ， 他家四丫头刚刚发给我的 ， 她向大家问好！”两个并不比现在更年轻的40多年前形象 ， 便立即显影：王桂才 ， 矮个 ， 敦实 ， 面色黝黑 ， 脸部器官轮廓鲜明 ， 脸上一大块紫色的胎记 ， 苏北口音 ， 憨厚 ， 开朗 ， 少言 ， 原铁道兵战士 ， 随部集体“转业”北大荒建农场（一度体制改为沈阳军区序列内的生产建设兵团）老职工；王老美（连里的“昵称” ， 我从来不知她的名字）：即王夫人 ， 更矮 ， 更敦实 ， 面色随了夫 ， 脸部器官的轮廓已有点含糊 ， 也是苏北口音 ， 泼辣、话唠 ， 音量大、频率高 ， 尖声尖气 ， 性格开朗 ， 连队知名“高调”人士 ， 按革命军队传统 ， 身份为“家属” ， 在家属队“就业” 。王家属给我留下的最突出的英雄事迹 ， 就是在麦田里割小麦时 ， 将孩子生在了麦田里 。 我当时是农工 ， “在场” ， 但由于麦田太大 ， 有几千亩 ， 并不在孩子落地处 ， 更奇的是一个多星期后又传来王家属下地“挣工分”的消息——我、大家当时都被震撼 。 我不知道如今在上海生活的“四丫头” ， 是否就是那块麦田的产物？但她父亲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从怀中掏出的那半块玉米面大饼子 ， 却一直在我心里保持了40多年前的体温 ， 以及那种焦黄色的香味 。写到这里 ， 我已经双眼含泪——老了的毛病 。王桂才 ， 大家当时都叫他“黄波椤”……键盘敲到这里 ， 我感觉不对了 ， “黄波椤”姓黄啊 ， 我想起来了 ， “黄波椤”叫黄百生 ， 王桂才不是“黄波椤”！那王桂才是谁？这时 ， 我大脑的显示屏上又出现了又一个传奇人物：中等个子 ， 红脸堂 ， 口音怪怪的 ， 黄棉袄似乎一年四季都披在肩上 ， 二排长 ， 出名的“慢性子” 。 一天早上起床 ， 发现老婆吊死在大门内 ， 他6点钟敲开了连长家门 ， 在睡眼惺忪的老郭面前 ， 不紧不慢地在炕前凳上坐下 ， 然后摸出一个装“蛤蟆头”烟叶的小塑料袋 ， 用手指蘸唾液 ， 捻出一张小白纸 ， 慢吞吞地在制造一根上细下粗的“炮筒” ， 然后从容地点燃产品 ， 深深地吸了一口 ， 吐出轻轻的烟雾 ， 顺便带出了更轻的8个字：“L××上吊了 。 ”老郭立刻慌了 ， 跳下炕来 ， 拉上报案人就走 。这就是王桂生？可“黄波椤”的老妻怎么成了王桂才的“搭档”？是婚变？我更理不出头绪了 ， 只好往当年的现场权威、卫生员Z家里拨电话核实：“王老美不是‘黄波椤’家的么？怎么归王桂生了？”“王老美本来就是王桂生的老婆 ， ‘黄波椤’的老婆姓C！”那时 ， 有些老职工家是知青“根据地”、“堡垒户” ， 例如：北京知青盘踞老D家 ， 上海知青盘踞老X、老W家……“根据地”、“堡垒户”既与地域有关 ， 例如上海知青就近接触江苏籍 ， 北京知青靠拢不远的河南籍 ， 等等 ， 也有与职务相联的 ， 例如卫生员会多跑医生家 ， 打铁的会常串师傅的门 ， 等 。 我是散兵游勇 ， 没有“堡垒户” ， 离开连队又早 ， 所以对“家属”的归属会乱点鸳鸯谱 。“那王桂生是不是当过二排长？他老婆不是上吊的L××么？”“不对 。 慢性子排长是王老五（‘昵称’） ， 他老婆才是L××！”已经远去的当年的情况终于理顺起来 。“那王桂生是干什么的啊？”“后勤排喂猪的 ， 人很好 ， 特老实 。 ”我实在想不起王桂生是什么样子：“那王桂生的四丫头是生落麦田的那个吗？”“哪儿啊 ， 传说在地里生孩子的不是王老美 ， 是另一位家属 ， 实际上她最终也是赶回家后才分娩的！”于是 ， 开头那段“记忆”中的人物关系都被否决 ， 只剩黄百生即“黄波椤”本人仍属信息正确 。 半块大饼子的叙述尚可继续 。那是北大荒冬天的一个晴日 ， 被冻僵的太阳有气无力地从南边的天空斜着洒了些光过来 ， 没有一丝温暖 。 我们5班乘着东方红-54链轨式拖拉机拽着的木爬犁 ， 到离连队10多里路外的林子伐木 。 70年代初 ， 取暖的煤炭供应紧张且价格昂贵 ， 周边不要钱的树林就成了我们随意开发的能源 。 与以往伐木不同的是 ， 那天连长老郭也坐在车里的副驾位置 ， 和我们一起出发 。拖拉机先是往东 ， 出了1号地不远 ， 就开进了一条南北向的被白皑皑的冰雪覆盖的宽阔水渠 ， 朝北前进 。 老铁道兵“忆苦思甜”时会“跑冒滴漏”：“自然灾害”期间开挖这条水渠 ， 冻死的人“一爬犁、一爬犁地往外拽”（多是刑满释放人员） ， 主要是吃不饱 ， 饿着肚子干强体力活 。 在“思甜”语境 ， 我们这群在冰天雪地里“吃得饱饱的 ， 穿得暖暖的”十七八岁的知青 ， 已经被“泡在蜜水里” ， 但是 ， 穿着一身绿色破棉装跟在爬犁后头跑步御寒的我 ， 已完全“生在福中不知福”啦 。好像也就30多分钟 ， 我们的伐木点到了 。这树林是杂木林 ， 七股八叉的柞树 ， 粗大的椴树 ， 笔直钻天的白杨 ， 树皮雪白或斑驳的桦树 ， 还有“核桃楸”、“黄波椤” ， 甚至还找到了可以做烟嘴的灌木“王八骨” 。 尽管连长有“尽量挑长歪的大树伐”的要求 ， 而实际上我们砍杀的对象都是粗壮的、直溜的（结节少）、软的 ， 最好还要“抗烧”一点的大树 ， 那样：锯 ， 省力 ， 劈 ， 好劈 。 按我们的标准 ， 被冻硬的杨树、椴树 ， 最好欺负；柞树、山榆虽又硬又倔 ， 但抗烧 ， 也行；黄波椤珍稀 ， 烧了可惜；核桃楸太硬 ， 不愿碰；檆树既硬又韧 ， 我们不敢惹 。爬犁很快就装满了 ， 我们浑身出汗了 ， 一摘下棉帽 ， 脑袋热气腾腾 ， 连天气也好像温暖起来 。 看表 ， 不到11点 ， 一切顺利 ， 12点以前就可以回连队了 。 我们用又粗又长的麻绳将截成三四米来长的圆木固定好 ， 攀上了高高的爬犁 。“小× ， 下来 ， 跟我到东边林子看看 。 ”谋划长远砍柴战略的连长下令 。我虽然颇感遗憾 ， 但被老郭选中 ， 多少还有点“荣耀” ， 不良情绪刚冒头就很快平复了 。拖拉机吼叫着 ， 烟囱一样的排气管冒着白色的烟雾 ， 往回走了 。 我与老郭便朝东面的林子进发 。雪很深 ， 颗粒状 ， 没膝 ， 加上雪底下都是一个个看不见的“塔头墩子”（沼泽地里的草墩子 ， 很像现在上海马路边、居民区里长着长长的耐寒草的绿色“圆球”） ， 踩到墩子的边缘 ， 就会滑入冻硬的冰面 ， 走起来一摇一摆 ， 跌跌撞撞 ， 很费劲 。 只走了一两百米 ， 羊皮棉帽子又戴不住了 。大片的沼泽地当地叫“草甸子” ， 就是现在说的湿地 ， 具有保水、调节水量、气候、涵养野生鸟类等功能 ， 还养育着一个个地形稍高、孤岛似的大小树林 。 这是虎林县东部的基本地貌 。 沼泽地由于海拔低（只有70米） ， 水流不出去 ， 喜水的草类自生自灭 ， 千百年的草根生死缠绕 ， 形成厚厚的漂浮在积水上的垫子 。 夏季 ， 人踩上去用力一蹬脚 ， 方圆几十米、上百米的绿草甸就会波浪一样起伏 。 如果不幸将草甸子踏漏 ， 人就会永远消失在深不可测的稀泥炭里 。 有的知青 ， 就是这样突然壮烈的 。现在是严冬 ， 沼泽地早就与深处的永冻层会师 ， 危险已转化成虎头往东虎视眈眈的苏联红军强大的重型机械化集群 。 据说只消几小时 ， 那些黑压压的钢铁怪物就可以呼啸着推进到我们跟前 。 晚上我们巡逻站岗 ， 有时能看见突然窜上天的“苏修特务”彩色的信号弹 ， 战争似乎随时就会爆发 。 回想一天晚上突然响起凄厉的警报声 ， 我浑身筛糠 ， 不断地嘟囔：“还真来了 ， 真的来了……”黑暗中急忙穿衣 ， 我慌得左脚怎么也伸不进棉裤管里——结果仅是场演习！那林子看上去不远 ， 我们大约用了40分钟左右 ， 从西北边缘登上林地 。 树林很大 ， 我们在里头察看了20多分钟 。 这个小山包也许是这一带的制高点 ， 留有测量队的一个约四五米高的木制三角架 。 林子很大 ， 曾经部分过火 ， 大片的林木仅留着部分炭化的树干 ， 悲壮苍凉地挺立着 ， 黑乎乎的 ， 有点惊心动魄 。 老郭一脚踹倒了一根过火木 ， 便测出了朽木的热值 。 不知是什么原因 ， 过火的林木局限在西北侧 ， 树林更茂密的东南面却完全没有火烧的痕迹 ， 仍是一副原始林态 ， 粗大的乔木很多 。那时可没什么《森林保护法》 ， 这些小片、分散的林地林业局根本不管 ， 按照与国际“200海里经济区”差不多意思的“不成文法” ， 这大片的沼泽地就近归我们17连“统治” ， 我们可以挖排水沟将水排尽 ， 然后开荒、种地 ， 为国家贡献新的良田 。 广阔沼泽中树林的“主权”也归我们掌控 ， 林木连队可以任意取用 ， 无论盖房 ， 还是烧火 。 如遇影响连片开荒的树林 ， 我们可轻松地将其从地图上抹掉 。我跟着连长走在这树林中 ， 就像随从国家元首视察自己的国土 。伟大领袖关于“你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的著名预言还没有实现 ， 但为了生存 ， 我们却参加了现在看来并不明智的改天换地、消灭大量湿地和林地的“战斗” 。 由于我后来长期在省政府直属机构工作 ， 知道近年北大荒在国家重金支持下 ， 正在艰难地将我们开垦出来的一些农田还原为湿地、林地——我不知道这是历史对我们开了个玩笑 ， 还是我们对历史开了个玩笑 。对这片林子 ， 老郭最终的“勘探”结论：尚有大量的木柴储备 。该往回走了 ， 我突然感觉到肚里袭来一股极度的饥饿感 ， 全身顿时有气无力 ， 瘫软下来 。 我对老郭说 ， 我饿了 ， 饿极了 。 老郭笑了：我也饿了 ， 早就过午饭时间了嘛 ， 走 ， 咱们回家吃饭去 。往回走的路上 ， 我浑身开始出冷汗 ， 冰凉的 ， 手脚都开始微微颤抖 ， 现在明白 ， 那是低血糖症状 。 我身上没有任何食物可供补偿 ， 只能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回挪 。 老郭走上十几米 ， 就要停步回头等我一刻 。饥饿的感觉极其难受 。 我脑子里蹦出的是食堂里雪白滚热的馒头 ， 甚至是一块块淡黄色的发糕、一个个硬邦邦的窝窝头 。 由于腿脚没了力气 ， 我摔倒了 ， 又爬起来 ， 爬起来 ， 又很快摔倒 ， 跌跌撞撞、艰难前行 。 都说饿一会就好了 ， 肝里储存的糖原会自动参与人体“供热系统” ， 消除饥饿感 。 可我身高1米75 ， 婴儿期号称“大胖” ， 可当时还不到110斤 ， 腹部根根肋骨暴突 ， “大胖”肚里也没有“余粮”啊！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极度饥饿感 ， 来时走过的这段路似乎也被狗日的宇宙膨胀悄悄地撑开了一段长长距离 。我突然想起了那一爬犁、一爬犁的饿死鬼：“老郭啊 ， 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 ， 你说咱们会不会饿死？”“放心吧 ， 再饿一天也死不了！”老郭裂开嘴 ， 露出长马牙 ， 诡异地笑了笑 。我有气无力地反驳：“那你们不是常说 ， 当年挖那大水渠时 ， 死老鼻子人了？”“哼” ， 连长冷笑道：“他们哪能像你那样 ， 一早就吃3个大馒头？”其实我也知道死不了 ， 只是想说说话 ， 老郭就会停下脚步 ， 我便有了喘息的时间 。 再说 ， 这边走边说 ， 好像也能降低饥饿的痛苦指数 。不管我如何悲观失望 ， 饥饿难忍 ， 有气无力 ， 连滚带爬 ， 出发时的林子毕竟在逐渐变大 。“加把劲啊 ， 就快到咱们伐木的林子啦！”老郭一直在给连滚带爬的我鼓劲 。“就是到了那林子 ， 还有十几里路呢 ， 回到家 ， 就要开晚饭了啊 。 ”“兴许在林子里能碰上个人 ， 要个馒头什么的呢！”他依然咧嘴就笑 。天方夜谭 ， 老郭在讲神话故事 。我们终于梛进了林子 ， 踏上了林间早就被人们踩硬实了的雪地 ， 脚下立刻有了轻快的感觉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 ， 背靠一棵小树：“我可不走啦 ， 休息一阵再说吧！”“你看 ， 林子里那是谁？”“骗人 。 ”我有气无力 ， 懒得搭话 。“是老黄！” ， 老郭突然喊了起来：“喂 ， 是老黄吗？”真的是老黄！听到喊声 ， 穿着一身旧的黄色棉袄棉裤 ， 打着黄色绑腿的老黄从林中朝我们走了过来 ， 头上的狗皮帽两边的护耳朝上翻着 ， 走起路来上下飘动 ， 像大型动物的两只耳朵 ， 忽搧忽搧的 。老黄说他昨晚夜班 ， 今天中午来林子拾柴——我们伐木后砍下的枝丫 。“身上有吃的吗？小×饿得不行嘞！”老郭问道 。“我只有这个 ， 你能吃吗？”老黄犹豫着 ， 从怀里掏出一块黑呲麻花的笼屉布样的包皮裹着的东西 ， 打开来 ， 是半块饭碗那么大的金黄色的苞米面大饼子 ， 并强调：“我是掰剩的 ， 不是咬的 。 ”“能吃！能吃！”我想 ， 管它是咬的还是掰的 ， 一把夺过那物件 ， 立即咬了一大口 ， 哪里还顾得上与连长客气一下！“你慢慢吃吧 ， 我可先回去了 。 ” 老郭见我被那大饼子噎得瞪突了眼球的怪模样 ， 扔下一句话 ， 转身就朝大水渠方向走了 。嘿 ， 大饼子真香 ， 还带着糖精淡淡的甜味——平整的一面被烤成棕黑色 ， 鼓起的一面是金黄的本色 ， 上面还留着挤压面团时留下的手指印 。 这是贫困老职工家的主食 ， 是在炉灶上的铁锅烤制的：锅底里水哗哗地翻滚 ， 围着水贴上一圈经老面发酵过的椭圆形玉米面“坯胎” ， 盖上锅盖 ， 连烤带蒸 ， 十几分钟即成 。那时 ， 在黑龙江建设兵团的连队 ， 大米极少 ， 主要吃小麦粉 ， 也有小米、高粱米 ， 它们和玉米加工的粉或“馇子”一样 ， 主要是熬粥的 ， 当然 ， 玉米面有时也会被食堂打造成铁骨铮铮的窝窝头 ， 或者一出蒸笼就一副苦相的大饼子 ， 那些都是最粗糙难咽的革命主食 ， 我们知青只是偶尔在小麦收成差的年份才被迫享用 ， 但很多老职工家则主动以难吃的大饼子为纲 ， 努力挖掘它的经济学意义 。 可眼下这半块大饼子却实在香甜 ， 松软适口 ， 无异于上海产的美味糕点 ， 尤其是它在撑开我的食道、进入胃肠时的美妙感觉 ， 那种舒畅 ， 那种满足、那种幸福 ， 真想对着这林子高喊一声“大饼子万岁！”我知道 ， 这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效应 。 当年 ， 伟大领袖朱元璋同志革命成功以后 ， 将一个穷老太婆用半碗酸馊的豆腐米饭熬成的菜粥 ， 提拔为宫廷御膳的传说 ， 正是饥饿机制制造的“典故” 。老黄见我如此香甜地在享用他的剩饭 ， 憨厚地笑了 。 他拧开水壶盖 ， 用那块包大饼子的旧布绕着壶口用力擦了擦 ， 然后递给我：“喝几口水吧？”我接过水壶 ， 咕嘟咕嘟喝了几大口 ， 也是含着体温的 。 这也是我至今为止唯一一次畅饮别人喝剩的水 。我站了起来 ， 顿时觉得浑身有了力气 ， 完全可以雄赳赳地走回连队啦 。 这时 ， 我才想起应当谢谢“黄波椤” ， 可他却早就钻进树林不知去向了 。后来我长期在省城工作 ， 曾无数次迎来送往 ， 接送过连队的战友 ， 其中既有我的知青兄弟姐妹乃至他们的父辈、祖辈 ， 也有复转老兵及其家属 ， 但却从来没有见过“黄波椤” 。 2008年秋天 ， 我曾与相关人员一道回到即将撤点的连队“探亲” ， 见到了很多当年的老职工和家属 ， 可不知为什么 ， 我居然没有打听家住在我们连部附近的“黄波椤”的下落 。 这或许是热闹的重逢难免的疏忽？或许是我人性深处“饱汉机制”作祟的缘故？2016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