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古谈今小时了了老更佳：文彦博、司马光、庆历新政之后
上文“八扇屏小孩子之文彦博：政坛常青树文彦博” ， 我们谈到“灌穴浮球之智”在宋仁宗朝的经历 。 因为 ， 宋仁宗无儿、身体又有病 。 “国无储君”什么时候都是一件大事儿 ， 因此 ， 文彦博、韩琦等人向宋仁宗提出立储 。 最终 ， 赵英宗对文彦博非常看重 。 文彦博官场生涯：地方与京师交替出现
文彦博从仁宗到哲宗四朝 ， 出将入相五十年来（当几年京师官员后又去地方当官 ， 然后再转回京师 ， 如此类推反复七八次） ， 他经历了宋朝的顶峰、下坠两个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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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 他在地方政务、军事上的经验较有发展 ， 特别是提携了地方上的后辈晚生 ， 为后来的高知名度奠定基础 。 例如对苏轼提携 。
嘉裕六年(1061) ， 24岁的苏轼（1057年考中进士）任职凤翔府（陕西）做大理评事、签书判官 。 在《凤翔到任谢执政启》中 ， 苏轼对文彦博表达了尊敬“伏惟昭文相公 ， 素所奖庇 ， 曲加搜扬 。 既蒙最深之知 ， 遂有自重之意 ， 所任签署一局 ， 兼掌五曹文书 。 ”
苏轼何文彦博的关系一直不错 ， 在日后的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中 ， 对于变法的态度也比较相近 。 由此 ， 可以说文彦博、司马光、苏轼在大体上形成一个系统 。
为什么文彦博没有像晏殊那样长期在京师为官呢？主要就是根基不深 。
【坐古谈今小时了了老更佳：文彦博、司马光、庆历新政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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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我们所说 ， 宋朝在“文人掌权”下 ， 文人太多了 ， 文人们在智力上都是人精 ， 他们特别喜欢看风向、抱大腿 。 在1060年代之前 ， 北宋朝堂上的文人主体还是晏殊及其晏殊的政治家族 ， 例如富弼 。
另一方面 ， 长期在地方和京师交替工作 ， 导致文彦博的思维呈现一种“中间派思维” 。 因为 ， 他知道京师里面的大官们的政策有“超现实主义色彩” ， 因此有一定保留 。 另一方面也知道地方应该进行改革 。 从而造成既觉得应该改革 ， 但又觉得改革的方式方法是有问题的 。 这就使得他们的道路更加起伏 。
宋仁宗虽然是宋朝实力的巅峰 ， 后人中有些人吹嘘其为“仁宗极盛” ， 但实际上如果极盛也就不会有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1041—1048年）了 。 庆历新政被誉为是“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先导” ， 它们主要的针对对象都是“三冗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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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不聊生下的晏殊-文彦博-司马光-苏轼、范纯仁与范仲淹-王安石
宋仁宗之后的宋英宗当政时间比较短 ， 其主要政绩就是把自己的爹叫爹了 。 这和明朝的嘉靖皇帝的“大礼议之争”基本类似 ， 被称为“濮议事件”（濮议之争） 。 但宋英宗满打满算不过当政三年七个月 ， 所以 ， 影响较小 。 他的儿子宋神宗才是一位“神一样”的皇帝 。
宋神宗当政后 ， 在宋仁宗时期就已经比较严重的“三冗问题”更加突出 。
“三冗”导致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 ， 收不抵支问题比较严重 ， 需要大规模增加财政收入 。 由此 ， 就需要“开源节流” 。 节流就需要裁汰冗员 ， 那么就是“官不聊生” 。 这也是范仲淹在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
“庆历新政”中 ， 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与吕夷简、晏殊等人产生冲突 。 女婿富弼甚至大骂晏殊 。 最终 ， 范仲淹等人失败 。 吕夷简的政治斗争能力和把握皇权脉搏的能力 ， 加上晏殊的超级人脉群打败了范仲淹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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