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朱万曙︱我与《文艺研究》的往事和近事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朱万曙︱我与《文艺研究》的往事和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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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 ， 《文艺研究》是诸多学人心目中的权威刊物 ， 能够在上面发表研究心得 ， 是值得自豪的事情 。 在《文艺研究》创刊四十周年之际 ， 我作为一个作者 ， 不仅祝贺它的华诞 ， 也想起一些往事和近事 ， 说与同人一听 ， 见出刊物如人的姿态与个性 。
1992年 ， 我还在安徽大学工作 。 那年暑假 ， 我没有参加高考阅卷 ， 而是利用假期 ， 写了一篇《王国维的“戏曲意境”说》 。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然元剧最佳之处 ， 不在其思想结构 ， 而在其文章 。 其文章之妙 ， 亦一言以蔽之 ， 曰有意境而已 。 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 ， 写景则在人耳目 ， 述事则如出其口是也 。 古诗词之佳者 ， 无不如是 。 元曲亦然 。 明以后其思想结构 ， 尽有胜于前人者 ， 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 ”从这段话中 ， 我感觉到王国维不仅用“意境”的概念评价诗词 ， 也用“意境”概念论说元杂剧 ， 从“述事则如出其口”的内涵可见 ， 王氏注意到了戏曲的“意境”和诗词的“意境”是有差异的 ， 他充分考虑到戏曲具有叙事、且为代言体的文体特性 。 因此 ， 我将之引申发挥为“戏曲意境”说 。 文章写好后 ， 恰巧我到北京查阅资料 ， 就去拜访了当时在《文艺研究》做编辑的孟繁树先生 。 记得他住在靠近中国艺术研究院（恭王府）的杂院里 ， 就在房前的小凳子上 ， 我们聊了大约半小时 ， 将稿子交给他后我就离开了 。 过了不久 ， 孟先生就来信 ， 告知“点稿”了 ， 我还觉得“点稿”这个词很新鲜 。 这篇文章发表在1993年第3期上 ， 是我在《文艺研究》发表的第一篇习作 。
2006年 ， 我担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 。 学科建设的任务 ， 需要教师们的成果在重要刊物多多显示 。 恰好陈剑澜先生是合肥人 ， 每每借他回老家过春节之机 ， 我就请他和几位学科带头人交流 。 他也不辞烦劳 ， 每次都会给我们带来最新的研究信息和学术理念 ， 让我们受益不浅 。 我始终认为 ， 编辑和作者之间多开展交流是有益无害的 。 编辑可以借此了解作者在进行哪方面的研究 ， 作者也可以了解刊物的选题指向 。 在学科爬坡的情形下 ， 重要刊物编辑对一个单位学者的指导显得更为重要 。 对陈先生当年的帮助指导 ， 即便我早已卸任职务 ， 也依然感念于心 。 未曾想到 ， 十多年后 ， 陈先生竟然和我成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同事 ， 每每说起当年他对安徽大学中文学科的指导帮助 ， 我就不胜感慨 。
在这以后 ， 我在《文艺研究》陆续发表了《明代戏曲评点：批评话语的转换》（2007年第10期）、《明清戏曲理论的建构》（2012年第8期）、《〈全清戏曲〉整理编纂的理念》（2017年第7期） 。 《文艺研究》的诸位编辑先生都非常认真地编辑拙作 ， 往返修改、校对 ， 不辞辛劳 ， 让刊发出来的文字没有错讹和遗憾 。
再说说最近与《文艺研究》的交往 。 近年来 ， 我注意到对古代作家创作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 但同时研究的论题也越来越小 ， 不免将一个作家的创作整体割裂开来 。 因此 ， 我主张“贯通”研究 。 为了实践我的这个想法 ， 我从吴敬梓入手 。 文学史将他定位为小说家 ， 这自然没有错 。 但是 ， 他有《文木山房集》留存于世 ， 在他所处的乾隆年间 ， 诗人的身份比小说家的身份更为重要 。 对于他的小说和诗词创作 ， 应该“贯通”研究；包括对他的小说的认识和理解 ， 也应该结合其诗词创作才能够更加深入 。 于是 ， 我仔细阅读吴敬梓的诗词 ， 写了一篇《诗人吴敬梓》 。 文章由陈斐先生编辑 。 在今年“五一”假期前 ， 我对校样做了校对 ， 以为就此了结事体了 。 不料在假期中间 ， 陈斐先生通过微信 ， 对校样上几处有疑问的字词予以标记 ， 让我核对 ， 以免有错讹 。 如此认真细致的精神 ， 很让我感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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