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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杂志只是看起来很像，中西方城市有着本质区别( 二 )


一般来说 ， 一个考察团要在发达国家进行城市治理的专项培训 ， 还要参观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 并与国外城市的政府官员进行城市治理的专项交流 。
可是 ， 在我们出去考察的过程中 ， 无论是介绍城市治理经验 ， 还是涉及到城市规划、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城市管理各个方面 ， 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是“鸡同鸭讲” 。 当国外专家和学者介绍他们的管理体制特点 ， 或者是与城市政府官员进行交流的时候 ， 总是有我们的培训学员提问题的时间 。 而每一个问题都会导致对方的学者和官员一脸茫然 。
例如 ， 在国土部门工作的学员经常问到的问题是 ， 你们的土地指标是怎么分配的？由于中国的土地是公有 ， 而城市建设用地是通过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之后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 而且为了严格控制土地的滥占 ， 中央政府对征用农村土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实行严格的计划分配 。 土地指标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常识 ， 可是对于习惯了土地私有制传统的外国人来说 ， 中国的土地制度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的知识范畴 ， 没有办法回答 。 如果要回答 ， 还得重新解读中外的制度差异问题 ， 估计几堂课都讲不完 。
类似的问题包括 ， 国外的城市设置需要哪个主管部门审批？国外的城市财政上缴后能留给地方多少分成？等等 。 在一个完全无法对等的体制下 ， 介绍经验和交流几乎难以进行 。 谈到城市的人口和城乡之间的关系时 ， 我们也难免还会涉及到户籍管理制度的问题 。 而涉及到户籍管理制度 ， 国内是由公安部门负责相关工作 ， 而国外则是放在民事信息管理部门 ， 两种体制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 但是如果深度解读下去 ， 回溯为什么我们在户籍管理上是放在公安部门而不是民事部门 ， 这可能要认真地去学习中国人口管理的历史了 。
当然 ， 双方之间的考察也并不是一无所获 。 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后 ， 无论是“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都特别有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 ， 而且在相互的考察过程中 ， 可以发现交流和合作的共同点 。 例如在物质领域内的合作容易顺利进行 ， 包括基础设施的投入、城市景观的塑造、生态绿色发展理念以及部分城市规划等内容 。
如果我们认同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 ， 城镇化和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 城市形态和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那么不能不说 ， 国际间的交流 ， 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经验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但是 ， 深入到城市治理的价值观和管理体制导致的利益结构的差异 ， 很难说我们会达到殊途同归的结果 。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 。 虽然东亚的日韩也历经了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 ， 完整地学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理念 。 但是对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 ， 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 ， 也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城镇化进程 ， 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 ， 可能很难达到现在的效果 。 更重要的是 ， 对与治理结构相关的城市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 还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差距和观念差距 ， 也是在未来城市转型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
我们在学习借鉴国外城市治理经验的过程中 ， 曾经有过全面借鉴的设想 ， 但是在现实中发现很难做到 ， 根本原因有以下几个 。
一是体制上的差距和利益结构的固化 ， 无法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模式作为我们的样板；二是有关部门和各级政府官员 ， 已经习惯了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 即使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流和灌输 ， 仍然改变不了长期以来的习惯性思维 ， 而且这种思维模式仍然有体制的支撑 ， 这是一把双刃剑 ， 互为依托；三是在各自现行的体制框架下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化的利益格局 ， 打破这种利益格局 ， 带来的后果难以想象；四是我们也在城市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而这种成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未来的城市治理的目标模式是否一定要完全借鉴国外的模式 ， 还是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现状的新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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