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浪还能“浪”多久?

作者|清和 来源|智本社(ID:zhibenshe0-1)对于动物来说 , 生育是一项简单重复的本能运动 。 但对于人类 , 生育则是一项丰富复杂的综合活动 。人类生育活动 , 涉及到夫妻情感、社会观念、动物本能、避孕技术、生育政策、生命繁衍以及偶发因素 。避孕技术落后、突然中招、干柴烈火、龙年虎年、父母催生、男丁观念、疫情宅家 , 都可能提高生育率 。反过来 , 避孕套发明之后 , 避孕技术将性爱活动从生育本能中脱离出来 。 人类掌握了生育的“自主可控技术” , 尽情享受欢愉效用的同时 , 还可以主动选择不生娃 , 或何时生娃 。所以 , 避孕套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一场人口及经济革命 。 它将人口生育 , 从自然生物的本能领域 , 推进到社会经济的主动选择领域 。 如此 , 人口生育问题 , 变得更为清晰明了 , 人类更多地遵循成本与效用的经济规律 , 做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 。人类生育 , 已演变为一项类市场行为 , 受市场规律的支配 。性爱 , 或许是人类经济社会中唯一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 。 交易双方的效用都得到极大的满足 , 同时还可能诞生共同的爱情结晶 。不过 , 生育 , 却不是一项帕累托最优的交易活动 。 生育 , 除了生 , 还要育 。 生娃以及教育 , 都要付出大量的成本 。 夫妻双方往往会综合考虑生育的成本、生产的风险以及养育的效用 , 然后做出避孕、生育、二胎等不同的选择 。最典型的例子是 , “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 。 若加上学位房的成本 , 中国的生育成本应该是全球顶级的 。 不少夫妻选择不生二胎 , 推迟生育 , 甚至晚婚 , 或都与高房价带来的高养育成本有关 。生二孩后 , 两房可能要换三房 , 五人座的车可能要换七人座;夫妻其中一人可能要放弃工作专职带娃 , 或聘请保姆增加开支;孩子的教育培训、吃穿住行、医疗保险等费用 , 以及培养所付出的时间精力成本 , 都增加不少;儿女长大之后婚嫁、住房等压力 , 也会倒逼而来 。生育有成本 , 也有效用 。孩子的出生 , 给家庭带来温暖、快乐 , 以及情感寄托;孩子的成长 , 给父母带来教育的成就感 , 以及陪伴、分享、见证、参与生命成长的巨大效用 。 生育是实现生命、财富、家庭以及责任代际传承的基本保障 , 可以降低夫妻婚变、家庭衰落的风险 , 以及抵御家庭的不确定性风险 。当然 , “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 每个人及家庭都会有自己的生育成本及效用的考量 。所以 , 生育 , 终究是一个项私人活动 。节育 , 可以通过国家运动来实现;但生娃 , 国家帮不上忙 , 全靠夫妻个人使力 。 经济学家担忧人口红利消失 , 鼓励多生育 , 但效果依然不明显 。 并不是这代年轻人不给力 , 而是生育受经济规律支配 , 受成本收益函数影响 。本文逻辑:一、为什么不生孩子?二、我们在担心什么?三、人类该如何延续?1为什么不生孩子?目前 , 不少人担心 , 中国会走向类似于日本、德国等欧美国家的低生育陷阱 。 一些人将日本、德国的经济低增长 , 归咎于低生育以及人口过度老龄化 。这种担心值得理解 , 但是没有意义 , 而且容易产生误导 。实际上 , 经济增长与生育率呈现一种不被人为意志转移的规律:随着经济增长 , 国家人口出生率逐渐降低 , 然后稳定在一个低生育水平上 。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 人口出生率只会越来越低 , 进入低生育国家 。作为移民国家 , 美国的生育率是西方国家中被认为是比较良性的 , 但如今创下40年新低 , 2017年降到1.76 , 低于人口均衡生育率2.1 , 步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 。在发达国家中 , 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出生率都低于2.1 , 韩国、新加坡只有1.2 , 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徘徊在低水平 。 反观 , 尼日尔、南苏丹、刚果、乍得、索马里、安哥拉、布隆迪、马里等低收入国家都维持着高生育率 。经济发达程度与生育率之间 , 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 , 而是一种复杂的相关关系 。“高房价抑制了人口”说明了高房价或低收入会降低出生率 , 那么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反而更高 , 发达国家则要低得多?如果爆发经济危机 , 在短期内出现严重衰退 , 大量企业倒闭 , 工人失业 , 居民收入快速下滑 , 这时生育成本则大幅度上升 , 家庭的边际收益率和收入预期趋于悲观 , 生育率则会快速下降 。例如 , 1933年大萧条期间 , 美国出生率快速下降到2.17;1970年代滞胀期间 , 美国生育率受到了抑制 。高房价问题也是同理 。 房价如果在短期内快速上升 , 家庭实际收入遭到削弱 , 住房、购房成本则大幅度增加 , 如此人口生育也会受到抑制 。经济短期内快速上涨也会出现这种人口生育波动 。 例如 , 罗斯福新政实施后 , 经济复苏 , 尤其是二战后 , 经济快速发展 , 美国出现了一波婴儿潮 。从短期来看 , 经济增速、家庭收入增速与生育率呈正相关 。 但若从长期来看 , 情况则恰恰相反 , 经济增速与生育率则呈负相关 。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可以用暂时性收入假说与永久性收入假说来解释 。短期内 , 家庭收入大幅度增加或下降 , 推高或降低生育率;物价、房价大幅度上涨 , 亦可降低生育率 。 2015年开始的这波房价大涨 , 给不少家庭增加了压力 , 一些夫妻因此决定推后生育或放弃二胎 。但是 , 人的消费行为、经济行为及生育决策 , 是受长期收入影响的 。 这就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 。长期来看 , 一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都是渐进式的、平衡的 , 人们会根据过去、当下及未来的收入与经济预期综合考虑及决策 。所以 , 长期来看 , 经济增长相对稳定 , 接近“技术水平保持不变”这一前提 , 人的生育行为是受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支配的——经济增长 , 收入增加 , 生育率下降 。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 , 经济持续增长 , 家庭收入持续增加 , 生育率反而更低 。具体逻辑是:一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生过二胎的夫妻可能更容易体会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 我们经常说 , “一胎按书养 , 二胎按猪养” 。 第一个宝宝出生 , 父母的幸福感强烈 , 各种拍照各种晒娃 , 玩具、衣服、纸尿裤、奶粉、推车、早教都选择好的 。但二胎出生后 , 老二给父母带来的兴奋和满足容易下降 。 衣服、玩具、推车能用老大的就用老大的 , 不少还是二手群里淘来的 。 即使富裕的家庭 , 父母对老二投入的金钱、心血以及养育带来的满足感、愉悦感、兴奋感也不如老大 。当然 , 这里每个家庭存在差异 , 同时如果老大老二性别不同 , 或父母对孩子性别偏好不同 , 育儿效用也会有差异 。 但总体来说 , 生得越多 , 生育的边际效用则递减 。 若二胎递减不够 , 则再生几个 , 边际效用会明显下滑 。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 不受家庭条件影响 。 只要技术水平(主要是影响生育相关的革命性技术 , 下同)保持稳定 , 随着经济稳定增长 , 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生育边际效用都会呈现递减 。二是生育机会成本递增 。当你的收入增加时 , 生育的机会成本也会增加 。 假如月收入3万元 , 若要放弃工作、休息或学习的时间去生娃 , 这个生育的机会成本要大于月收入是3000元时 。 收入较低时 , 生育的机会成本偏低 。所以 , 很多职业女性包括部分男性 , 在职业上升期 , 在高收入时期 , 将生育计划推后 , 放弃二胎 。随着收入的增加 , 生育机会成本递增 , 反过来降低了生育的边际效用 。 很多高收入职业女性 , 在职场上获得的收入、荣誉、地位、成就感、满足感等综合效用 , 要大于生育带来的效用 。 如此 , 她们就会选择暂时不生育或少生育 。相反 , 对于低收入者来说 , 生育儿女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感 , 可能要大于职业上的收入快感和成就感 。 多生育、长期带娃 , 也是一件熬人的事 , 生育的边际效用会出现明显的递减 , 即使一些收入不高的妇女最终也可能选择就业 , 从而减少生育 。如果家庭收入高 , 女性不需要从事职业劳动 , 或者家有佣人照看孩子 , 生育率还会降低吗?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 , 但是依然无法摆脱生育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 生育率也会下降 。 主要原因是 , 女性即使不上班 , 也会有其它需求 , 比如说休闲、学习、娱乐、诗与远方等 , 这些都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纽约时报》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 美国育龄人群不生孩子的第一大理由是“想要休闲时间” 。 对于他们来说 , 休闲带来的效用大于生育 。所以 , 一边是生育边际效用递减 , 一边是生育机会成本上升 , 经济发展 , 收入增加 , 生育率会逐渐下降 。美国摆脱70年代滞胀危机后 , 从1980年代开始 , 生育率伴随着经济稳定增长而平稳下滑;到1990年代后 , 美国生育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 , 近些年则进一步下降到1.8以下 。当然 ,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育儿观不同 , 边际效用也就有差异 。 与亚洲人相比 , 欧洲人觉得生儿育女可以增添生活乐趣的人没那么多 。 在德国 , 每4人中只有1人认同“享受有子女的天伦之乐”观点 。 另外 , “儿女养老”的国家 , 要比制度性养老 , 更倾向于生育 。短期的高房价、高物价对生育率有抑制作用 。 从长期来看 , 经济持续增长 , 收入稳定增加 , 生育相关技术未发生变革 , 生育边际效用呈现递减 , 生育率依然不可避免地持续下降 。所以 , 生育率持续下降 , 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 而不是经济下滑的原因 。 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搞反了 。2我们在担心什么?从长期来看 , 通过人为直接干预的方式提高生育率 , 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 。 这是一个不会因人为意志而改变的趋势 。当下中国 , 人口红利锐减 , 生育率大幅度下降 , 一些经济学家尤为担心 , 呼吁全面开放生育政策 , 增加人口生育 , 尽快填补劳动力不足的危机 。 但是 , 任凭经济学家如何呼吁 , 人还是生不出来 。实际上 , 过度的人为干预生育 , 不管是节育还是鼓励生育 , 都是违背“自然法” , 也违背经济规律的 。过去半个多世纪 , 中国的人口观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 。 在大炼钢铁的年代 , 国家奉行的是“人多力量大”的理念 。 多生一个人 , 就可以多挖一车煤 , 多炼一堆钢铁 。这种属于古典主义人口观 。 人类历史上 , 绝大部分时期都符合这种人口观 。 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 , 人口是第一资源 , 经济增长依靠人口、土地的数量型增长 。 古中国、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 , 都是人口众多、土地辽阔的大国 。到了18世纪 ,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发现 , 人类历史进入了一种简单的重复循环:人口大规模增长 , 经济快速发展 , 当人口规模到达一个拐点时 , 土地、粮食则不够用 , 人类就面临饥荒、瘟疫、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马尔萨斯陷阱” 。 马尔萨斯认为 , 人口按几何级增长 , 土地和粮食按算术级增长 , 人口规模超过土地供养极限时 , 社会就会掉入“马尔萨斯陷阱” 。马尔萨斯的父亲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 , 马尔萨斯与其父亲为此经常争论 , 后来他将这些争论整理成一本书——《人口原理》 。 他主张通过节育来降低人口数量 , 以避免灾难 。今天我们知道 , 马尔萨斯的预言没有成真 。 但是 , 在工业革命之前 , 人类社会的演变基本符合马尔萨斯理论 。远古及古代社会 , 人类的生产力、科技水平长时间徘徊在极低的、几乎恒定不变的水平 , 人类社会一次又一次地因人地矛盾而发生饥荒、抢夺、战争以及瘟疫 。 几千上万年 , 人类都没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 。但是 , 马尔萨斯时代 , 英国正在爆发工业革命 , 但他和当时不少经济学家都没有观察到这一根本性的变化 。 工业革命实际上是工业技术以及工业制度革命 , 英国的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上万年来的低迷的科技及生产力 。工业革命之后 , 机械化农具的使用、种子化肥的改进以及农耕技术的进步 , 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 , 从而带领人类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在五六十年代 , 中国坚持古典主义人口观 , 大力鼓励“英雄母亲”生育 , 关闭避孕套进口 , 从而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波婴儿潮 。 这波婴儿潮中 , 生育规模最大的是在1965年到1970年初之间 。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人口红利 , 基本上来自这一人群 。到了1970年代 , 中国人口观发生了逆转 , 以马寅初为代表的节育派使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 主张限制人口生育 。 从1980年到2000年前后 , 中国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一政策直接结果是 , 在过去几十年 , 干活的人多 , 老人、小孩少 , 从而制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 , 降低了制造商品的价格 。这些年 , 这批规模巨大的创造者逐渐退休 , 青年群体的规模因当年的节育政策而无法跟进 , 人口红利快速消失 。 过去干活多、养育少的人口结构 , 逐渐逆转为干活少、养育多 。这种极端的转变 , 对当前的人口繁衍、养老、育儿以及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压力 。近些年 , 政府开放二胎 , 鼓励生育 。 一批经济学家大声疾呼 , 希望全面开放生育政策 , 解决劳动力危机 。 全面开放生育政策固然必要 , 而且迫不及待 , 但为什么开放二胎多年后 , 生育依然如此低迷 , 生育率还快速下降?过去 , 中国人口时而狂奔 , 时而急刹车 。 过度的人为干预 , 导致人口结构不合理 , 严重地冲击了劳动供给及养老市场 。 接下来 , 我们需要尽快全面开放人口生育政策 , 尽量弥补人口结构性失衡问题 , 降低“未富先老”的冲击(具体方式在第三部分讲述) 。但是 ,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 , 如果再次以人为的方式过度干预生育 , 或者干预手段不当 , 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 , 反因违背经济规律而造成另一种危害 。实际上 , 我们当前的人口焦虑以及人口观 , 已经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 。 马尔萨斯人口观提倡节育 , 我们如今提倡生育 , 怎么会陷入与马尔萨斯一样的误区呢?在“马尔萨斯陷阱”中 , 技术水平恒定 , 社会经济呈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 例如 , 一亩地中 , 增加到几百个农民耕种 , 这亩地的边际收益率也不会增加 , 反而会下降 。 简单理解 , 人口增加 , 人均产值在下降 , 人均负担增加 。如今 , 我们的担心 , 与马尔萨斯当年的担心是一样的 。 我们担心人口老龄化 , 担心劳动力减少 , 养老规模增加 。 实际上 , 我们现在担心的也是 , 人均产值下降 , 人均负担增加 。马尔萨斯最大的失误是 , 他没有观察到当时发生在他身边的工业革命 , 忽视了技术进步的力量 。 如此 , 他与一场伟大的理论革新擦肩而过 。 而我们也是如此 , 我们过度地关注人口数量 , 而忽视了技术进步 。我们现在对人口的关注点 , 也是更多地停留在数量型上 , 也就是“人口红利” , 而忽视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着经济进步 , 收入增加 , 人口老龄化 , 人口生育率下降 , 这是一种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 。 这个趋势就像我们看到一架飞机不断下降 , 甚至可能坠入海中 。 这固然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 但是国家、个人都没有能力改变 。如果盲目的使用政策来改变 , 则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 曾经马尔萨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 他倡导节育政策 , 这一主张给后来的一些国家带来了破坏性 。 同时 , 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 , 也极大地冲击了人口及经济结构 。 过去 , 人们享受了人口红利;如今 ,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正在承受人口结构性失衡的压力 。如果政策不干预 , 人口陷入负增长的国家不会消亡吗?人类不会灭绝吗?人口不断下降 , 经济不断衰退怎么办?3人类该如何延续?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 , 经济必然会受到影响 , 但这是我们必须承受的 , 也必须忍受 。目前 , 低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如此严重的德国、日本 , 他们的经济实力和人均收入依然是世界前列 。 不可否认 , 他们正在承受低生育、老龄化的痛苦 , 但是这种痛苦恰恰逼迫他们技术革新 。短期来看 , 生育率降低拉低经济增长 , 但从长期来看 , 生育率下降 , 经济不会下降 , 人均产值也不会降低反而会增加 。技术革新来自哪里?来自人力资本的提高 。人力资本如何提高?家庭从多生多育到少生少育 , 转向优生优育 。受生育边际效用递减、机会成本递增的驱动 , 更多父母选择少生子女 , 转向优生优育 。 如果经济持续增长 , 收入预期稳定 , 少生必然会转向优生优育 。 为什么?父母会在二胎和一孩优育之间做认真或不经意的权衡 。 如果二胎带来的效用大 , 则会选择生育二胎 。但是 , 随着收入的增加 , 生育机会成本增加 , 更多的父母会倾向于少生 。 他们会选择培养好现有的孩子 , 从现有孩子的教育、成长、陪伴中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 从而弥补少生的效用损失 。《纽约时报》这份民意调查还显示 , 美国少生孩子的主要理由有“育儿费用太高”、“想给已有的孩子更多时间”、“对经济忧心忡忡”、“想要更多休闲时间”、“养不起很多的孩子” 。与二孩的投入产出比相比 , 对现有孩子的投入 , 可能成本更低 , 效用更高 。 简单理解就是 , 花更少的钱 , 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幸福 。在中国 , 如果多生一个孩子 , 多一个房间、多一份教育培训费、多一份精力 , 这些产生的养育费用很高;反过来 , 养娃的规模效应很低 , 很难标准化生产、养育 , 边际成本极高 。这些费用如果用在一孩身上 , 或许可以有更好的教育、更多的旅行和更好的成长 。 人们担心的是 , 多生一个 , 结果两个都没养好 。这些年 , 随着中国家庭收入的增加 , 很多家庭没有生育二胎或多生 , 而是花大量的资金投入到现有孩子的培养上 。 最近十年 , 中国只有重点学位房价格和教育培训价格 , 跑赢了货币增速 。 可见 , 中国家庭对现有孩子的投入有多拼 。我们再来关注低收入者 。 为什么低收入国家、低收入者愿意生更多孩子?与优生优育相比 , 他们更愿意多生 , 因为多生孩子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效用更高 。 低收入国家一般养老制度不健全 , 父母只能寄托于养儿女防老 , 或生育更多的孩子抵御不确定性风险;反过来 ,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 , 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及生活 , 是一件成本很高 , 甚至难以企及的事情 。所以 , 对于低收入者来说 , 多生的安全感、满足感就要大于优生优育 。当然 , 更多家庭不是绝对的低收入者或高收入者 , 他们的家庭财富、文化水平一直在动态变化 , 他们的生育选择也会随着变化 。 比如说 , 第一个孩子养到10岁养“废”了 , 那就再生一个 。这种说法略带玩笑 , 但实际上是一些父母的综合考虑 。 这类父母可能觉得再对一孩进行投入 , 效益、效用趋于悲观;也可能通过一孩养育有了经验 , 希望二孩能够养得更好;也可能是希望两个孩子 , 相互有个伴 , 长大有个照应 , 家庭更加温馨 , 自己养老更有保障 , 家庭的总体效用提高 。不管每个家庭处于何种考量 , 都无法违背生育效用递减规律 , 生育边际偏好不可能持续递增 。在这一过程中 , 生育选择会从少生转向优生优育 , 从而推动家庭及国家人力资本的增加 。人力资本提高了 , 技术水平提高了(改变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前提条件——技术水平不变) , 推动边际收益曲线右移 , 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 从而走出低生育、低增长的陷阱 , 实现高素质、高科技、高质量发展 。目前 , 日本是全球最长寿的国家之一 , 生命质量很高 。 日本的工业机器人技术 , 正在大力应用于养老、医疗领域 , 以解决低生育、老龄化问题 。 这些技术进步不少是低生育问题倒逼出来 。在开放政策下 , 家庭的生育行为、养育选择 , 可以促进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转向 。如果人为过度、直接干预生育会造成什么后果?当生育率下降 , 劳动人口减少 , 工资上涨 , 企业主便会想办法 , 如何降低成本 , 比如改进流水线技术 , 采用智能流水线 , 降低用工数量 , 或者使用成本更低、技术更好的材料 , 从而推动技术进步 。但是 , 假如通过某种鼓励生育政策(事实很难实现) , 劳动力又变得富余了 , 那么工厂则不会选择技术革新 , 而继续使用廉价劳动力 。所以 , 人为过度干预生育 , 与过度扩张货币一样 , 会扭曲劳动力的供给以及价格 , 不利于市场资源配置 , 不利于技术进步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事实上 , 西方国家的制造业先进技术 , 正是在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价格上升、持续工人运动以及工会斗争的艰难环境中地不断革新的 。所以 ,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 一些痛苦是必须承受的 , 波浪式地忍受痛苦和享受喜悦 , 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必然规律 。技术进步 , 解决了经济增长问题 , 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走低 , 人口负增长 , 人类不会灭亡吗?按照生育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 人口会持续减少 , 但是人类不会因此灭亡 。 为什么?当影响生育的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 , 或发生了技术变革 , 人口生育率会提高 , 人口生育规模会增加 。 当这一技术稳定时 , 生育率又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递减 。例如 , 试管婴儿技术、无痛分娩技术的进步 , 大大降低了女性生产的机会成本 , 提高生育边际效用 。 整形美容技术的进步 , 降低了产妇因生育带来的身体伤害 , 降低颜值衰落、身材走形的生育风险 。 一些高龄产妇、爱美女士在新技术条件下更容易选择生育 。当然 , 目前影响生育相关的技术水平还没出现革命性的进步 , 这种技术“微创新”还无以阻止人口生育率下滑 。 但未来基因技术、试管婴儿技术以及其它医疗技术爆发颠覆性创新时 , 人类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力资本 , 会在市场的调节下重新回到相对合适的位置 。是否能够确信 , 人类能够在自我灭绝之前 , 实现技术进步?300多年来 , 市场机制受到一次次的挑战和质疑 , 也暴露出非常多缺陷 , 但至少目前为止 , 它还是稍微靠谱的机制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 当前中国的生育政策该如何调整?全面开放生育政策 , 将生育问题交给市场来选择 , 不直接干预生育 , 不违背经济规律 。目前 , 各大城市通过抢人口的方式弥补老龄化和人口不足的问题 , 但这显然是一种零和博弈 。 全面开放生育政策 , 重视生育问题更为重要 。真正的问题 , 不是生育率下降 , 而是“未富先老”:人口数量下降 , 人口素质未提升 , 老龄化来袭 , 家庭财富有限 。 这一问题并不是自然形成的 , 而是人为导致市场失灵的结果 。过去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红利 , 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 如今 , 有必要做好跨期调节 , 将这笔财富如国有资产拿出来 , 充实社保基金 , 降低这一代年轻人的养老压力 。 大力完善幼儿、基础教育 , 提供更多的公共医疗服务 , 大幅度降低生育、养育儿女的成本 。受惠于过去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城市化红利 , 房地产制造了巨大的财富 , 但也给如今的家庭带来极高的生育成本 。 政府有必要做好转移支付 , 提供更多福利房 , 降低生育家庭的经济压力 。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生育问题 , 需要用过去人口红利时创造的财富来弥补 , 尽可能地烫平这一大波浪 , 缓解扭曲程度 。如果目前这个坎没被烫平 , 劳动力数量较大幅度下跌 , 而人才又没有培养出来 , 老龄化负担又很重 , 经济增长压力会很大 。落实到个人家庭就是 , 孩子只生了一个 , 但又没有培养好 , 经济收入有限 , 养老负担很重 , 这才是真正的忧患 。长期来看 , 政府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 , 提高基础教育水平 , 促进人力资本提升 , 促进技术革新 , 推动中国的生育边际曲线右移 , 促使人口规模及人力资本在更高的水平上寻找到动态均衡 。所以 , 只有短期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 , 才能相对平稳地过度到低生育时代 。 中国的生育问题 , 实质上是社会福利问题 。编者按: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 , 作者: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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