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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追“新冠”的人( 二 )

在北京追“新冠”的人
北京市疾控中心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在仓库清点医疗物资。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找出“密接者”在流调中 ， 相比追溯感染源 ， 寻找密切接触者是难度更大的任务 。名为密接者 ， 实际上不乏陌生人 。 田祎介绍 ， 曾有一位患者离开隔离点 ， 在居家观察期间感染了家人 ， 疾病潜伏期时 ， 患者家人曾去过超市、商场、健身房、单位 ， 在一同购物、排队、锻炼的过程中 ， 与不少陌生人发生接触 。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 ， 感染者无法帮助流调员指认密接者 ， 这时 ， 流调员要扮演侦探的角色 ， 感染者的票据、手机中的支付记录、超市的录像 ， 都成为“破案”的线索 。现场组主任医师赵芳红和同事有时还要前往现场 ， 像福尔摩斯一样演绎患者的行踪、绘制小区与附近人流密集点的地图 。“我们要还原患者整个行动路线 ， 找出哪些人与他们发生过密切接触 ， 列出名单 ， 以便第一时间进行医学隔离观察 。 ”赵芳红介绍 。 不同的病例 ， 密接者数量不同 ， 如果确诊者行动轨迹复杂 ， 在多个城市活动、与大量人群交往 ， 密接者可能超过百人 。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 根据方案 ， 确诊者如果乘坐飞机 ， 那么座位同排以及前三排、后三排的乘客均为密接者 ， 然而 ， 流调员时常遇见乘客调换座位的情况 ， 一个位子上到底坐着谁 ， 往往很难说清 ， 这时 ， 全机舱的乘客信息都要翻出来 ， 挨个儿打电话确认；有时 ， 作为线索的健康卡也不好用 ， 除了各国语言带来的障碍 ， 有的乘客还习惯连笔 ， 一行字就是“一溜儿圆” ， 一屋子的流调员盯着猜 ， 到底写的啥？在流调队员们夜以继日的努力下 ， 对密接者的管理 ， 开始显示出直观的防控效果 。到3月18日 ， 北京市各级疾控部门共找出3975名密接者 。 不少人在隔离观察期间发病 。 2月2日 ， 北京新增32例新冠肺炎患者 ， 其中有16人为此前确诊者的密接者；2月17日到2月20日 ， 新增的15个病例 ， 全部为密接者 。在北京追“新冠”的人
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 ， 像一条M形的曲线。 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M形”新发病例曲线当流调员们在前方寻找和“拦截”密接者 ， 王小莉和同事们则在后方埋头于大量疫情相关情报 ， 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 。“过去 ， 我们关注疫情防控 ， 对政策参与较少 ， 这次 ， 对数据的解读和评估 ， 全程都在发挥作用 。 早期 ， 我们利用模型预测疫情发展趋势 ， 评估北京需要配备多少医疗资源；后期 ， 通过对全国各地疫情监控 ， 小范围、动态调整防控举措 。 将数据转化为策略 ， 为政府提供支持 ， 是科学、精准防控的基础 。 ”杨鹏介绍 。王小莉记得 ， 自从北京出现首例患者 ， 他们便开始预判北京的疫情态势 。“当时 ， 市卫健委着手筹备床位 。 出于谨慎的考虑 ， 他们想知道如果不采取任何防控措施 ， 单日最大病例数会达到多少 。 我们基于武汉的数据进行推测 ， 日最大新增量可能达到300 ， 是一个比较惊人的数字 。 ”王小莉说 ， 之后 ， 北京部分定点医院开始准备病区、配备床位 ， 并开始考虑重建小汤山医院 。 一个月后 ， 小汤山医院启用 。在宏观层面 ， 数据研判也发挥着作用 。3月23日 ， 第一入境城市启用 ， 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 ， 均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等12个指定入境点入境 ， 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 ， 方可搭乘原航班入京 。这一政策的背景 ， 是疫情在全球层面的扩散 。 杨鹏的担忧成真了：“我们一开始就觉得会有全球大流行 。 这个病毒是全新的 ， 能有效人传人 ， 人群普遍缺乏免疫力 ， R0比流感更高 。 ”如果将北京数月的新发病例数据整理出来 ， 可以看到一条类似M形的曲线 。 M的前部分由外省输入病例和本地感染病例组成 ， 后半部分则几乎全是境外输入病例 。2月29日 ， 北京报告首批2例境外输入病例 ， 之后 ， 陆续有来自伊朗、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的入境者确诊 。 一开始是个位数 ， 到3月18日 ， 一天增加了21人 。 王小莉有种看到希望又绝望的感觉：“本来病例数是在减少的 ， 突然又多了起来 。 我们分析了北京的容纳能力 。 如果不加以控制 ， 是没有足够地方隔离所有人的 ， 也没有能力对全员开展核酸检测 。 ”疾控中心随即提出建议 ， 重视境外输入风险 ， 加强关口检测；酌情削减抵京国际航班数量 ， 降低航班密度 。 后来 ， 国际航班的入境停靠点变更为京外城市 ， 这一建议得以落实 。3月23日 ， 北京报告新增病例数为32人 ， 达到了境外输入新增数的峰值 。 伴随着第一入境城市启用 ， 次日开始 ， 数字回落至5、6、4、3……到3月31日 ， 新增病例数降至0 。在北京追“新冠”的人
北京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田祎和同事查看流调信息 。 北京市疾控中心供图“战时氛围”仍未散去4月30日 ， 田祎终于接回了儿子 。 1月中旬 ， 田祎和丈夫各自奋战在一线 ， 无人照顾的小家伙被送回姥姥家 ， 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见过妈妈 。相比临床一线的医生护士 ， 疾控中心的工作者们像是一群“隐形人” ， 罕为公众所知 。 与“新冠”搏斗的日日夜夜 ， 酸甜苦辣 ， 唯有自己知道 。一张巨大的桌子 ， 码满了电脑和电话 ， 像一个奇特的网吧 。 在北京市疾控中心 ， 这样的会议室有很多间 。 疾控数据不可外传 ， 不去现场的时候 ， 赵芳红和同事们在这里办公 。 他们习惯了一个电话要四五次才能打通 ， 习惯了被当作诈骗电话挂掉 ， 习惯了说出“我们是疾控中心 ， 向您核实一些个人信息”后 ， 电话那头的人张口就骂 。“你要去理解他们 。 要核实的信息都是个人隐私 ， 具体住址、身份证号 ， 非常敏感 。 对方可能会怀疑你的意图 ， 可能担心信息泄露 ， 害怕影响自己的生活工作 。 ”赵芳红说 。 电话打不通 ， 就重拨到接通为止；聊不下去 ， 就换一个角度或者换一个人接着聊；对方情绪崩溃时 ， 工作人员还要当起心理辅导员 。 他们曾试图联系一位国外的密接者 ， 他留的电话是自己的中国员工 ， 听到“您的老板是密接者” ， 对方就害怕得号啕大哭 。 赵芳红的同事一直在倾听和安慰 ，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理想的工作状态是 ， 打一个电话 ， 告诉对方‘你是密接者 ， 3点下楼 ， 有车接你去隔离点’ 。 事实上从没有这么简单 。 ” 贾蕾说：“这是一份和不同的人接触的工作 ， 要承受不解和攻击 ， 要付出理解和安慰 ， 还要有很多人文关怀 。 ”她记得 ， 曾有一位7岁的小朋友 ， 被确诊的家人感染 ， 出院后又复阳了 。 “如果只按流程 ， 这个孩子就会被单独送去医院继续治疗 。 但我们考虑到孩子的年龄 ， 一个人在医院这么久 ， 没有父母 ， 心理发育会受到什么影响？最后我们和医院沟通 ， 开通绿色通道 ， 想办法在降低风险的同时 ， 让一名家长陪伴孩子 。 这是做人的原则 ， 不光是工作的原则 。 ”对田祎来说 ， 这份工作需要对细节无限执着 。她像把关人一样仔细地审视手中每一份流调报告 ， 必须保证每一条信息的准确 。 最常挂在嘴边的台词是“这段时间他在干吗？没说清楚 ， 再去查”“这里不符合逻辑 ， 再问问”“上一份报告和这一份报告 ， 同一时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人 ， 究竟是谁？”她是流调组、密接组、信息组、分析组之间的中枢神经 ， 每一个病例都要工工整整清清楚楚地码放在大脑中 ， 一天要打无数个电话 。 2月 ， 北京曾迎来一次输入性病例大爆发 ， 一天报告32例 ， 她忙于联系各方 ， 一天一口水都没喝上 。 有时 ， 组长来工位前找她 ， 一句话也插不进 ， 想说点儿什么 ， 得提前跟她预约 。在工作面前 ， 亲情成了被搁置的部分 。 徐金平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 疫情一来 ， 她不再有时间陪伴孩子 ， 而孩子变得前所未有地黏人 。 一见她打开房门 ， 孩子就会问 ，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你抱抱我 。 有时 ， 她离开家太早 ， 7岁的老大会叮嘱她 ， 上班前叫醒我 ， 让我看妈妈一眼 。 有时 ， 她走到了小区门口 ， 孩子还开着窗户望着她 ， 喊着妈妈早点回来 。杨鹏、田祎和徐金平成为了“室友” ， 两个办公室间只隔着一条走廊 。 田祎、徐金平所在的512室 ， 24小时都有人值班 ， 折叠床堆在墙角 ， 没电话就赶紧眯一会儿 。 杨鹏的办公室也有同款折叠床 ， 褥子上盖着被子 ， 没有床单也没有被套 ， 凑合着用了几个月 。 他比512室睡得更晚、醒得更早 ， 常常5点不到就去敲门核实数据、安排工作 。“就像一个悖论 。 当疾控发挥的作用越大 ， 疾病带来的冲击越微弱 ， 公众对这份工作的了解也越少 ， 甚至毫无觉察 ， 但每个‘0’的背后 ， 我们一直都在 。 这份工作辛苦、默默无闻 ， 但同时也很有价值 ， 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 ， 有时终于弄清一个病例的传染来源 ， 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开心得跳起来 。 ”田祎说 。北京市卫健委新冠疫情通报的专栏中 ， 开始出现一整页的“0” 。 4月16日开始 ， 北京再无新增确诊病例报告 ， 到5月9日 ， 已经持续了24天 。北京的街头 ， 逐渐出现了不戴口罩的市民 。 但在疾控中心 ， 战时的氛围仍未散去 。“本土病例多 ， 我们重点做流调和报告；输入性病例增加了 ， 开始重视航空密接的分配管理；病例没了 ， 被动性的工作减少 ， 主动性的工作增多 ， 比如核酸检测 ， 以前给病人做 ， 现在给健康人筛查 ， 工作量比以前要翻数倍 。 ”贾蕾说 。杨鹏办公室的折叠床一直打开着 。 床的旁边就是办公桌 ， 电脑里不断更新保存着“新冠”相关的英语论文 ， 为他提供最新的专业信息 。“疫情的变化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 。 现阶段 ， 社会开始复工复产 ， 但在人群缺乏免疫力、疫苗也没有面世的当下 ， 疫情随时可能变化 ， 非药物干预措施非常重要 。 ”杨鹏说 。 他仍处于“应激状态” ， 这种状态还要持续多久 ， 没有人知道 。“从去年鼠疫开始 ， 我们这帮人就没歇过 。 鼠疫15天就过去了 ， 有盼头 ， ‘新冠’几个月了 ， 现在也没看到盼头 。 ”田祎无奈地笑道 。他们习惯了苦中作乐 。 闹鼠疫时 ， 田祎的所长在办公室开玩笑 ， 北京一百年都没发生过鼠疫 ， 你们遇上了 ， 应该感到“荣幸” 。 这回又说 ， 17年前的SARS也没“新冠”严重 ， 你们又遇上了 ， 实在太“荣幸”了 。话音落地 ， 所有人都翻了个大白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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