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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不是护身符，为何监护人难逃罪责？

5月2日晚间 ， 在湖北荆门发生一起“男子持刀砍人”事件 ， 致使11名群众受伤（伤者均已及时送医救治 ， 均无生命危险） 。 涉事男子被警方迅速抓获后 ， 经初步调查 ， 当事男子属于“沿路行凶” ， 并有“精神病就诊史” 。 目前 ，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就事论事 ， 这起“男子持刀砍人”事件 ， 案情发生过程并不复杂 。 但是 ， 从案情的通报细节中 ， 涉事男子曾有过“精神病就诊史” ， 却给案情注入一定的不确定性 。 因为 ， 谁都清楚 ， 如果涉事男子是在“精神病发作”的情况下“砍人” ， 很大程度上 ， 他不会“被严惩” 。当然 ， 就目前而言 ， 男子在“砍人”时 ， 到底是不是“病态” ， 还需要进一步的核实 。 但是 ， 就案情通报中 ， 直指“精神病就诊史” ， 以及涉事男子“沿路砍人”的行为（并且还没有致人死亡的后果） 。 很大程度上 ， 可以确定 ， 应该属于“病态”作案 。因为 ， 在街头“行凶砍人” ， 如果是预谋性的行为 ， 被砍的11人 ， 就不大可能“均无生命危险” 。 当然 ， 我们并不是说 ， “均无生命危险”不值得庆幸 。 而是 ， 从案情的角度出发 ， 推理其中的“病态的可能性”和“作案逻辑” 。 毕竟 ， 对于这起案件的定性 ， 最关键的症结 ， 就在于砍人男子行凶时 ， 是不是“病态” 。坦白讲 ， 如果不是“病态” ， 问题就比较简单 ， 直接就可以根据社会危害性 ， 对其进行刑事问责 。 然而 ， 要是涉事男子“砍人”时属于“病态发作” ， 那么问题将会走向相对复杂的方向 。 说实话 ， 即便被砍的11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 但是 ， 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心有余悸” ， 并且也会带来实质性的损失（治疗费 ， 误工费等经济损失） 。所以 ， 回到案情本身 ， 以及案件的后续处置上 ， “曾经有病”和“现在有病”是不是连续性关系 ， 就成为较为重要的“断案依据” 。 毕竟 ， “病态行凶”将会牵扯“监护人”的责任 。 这无论是法理范畴 ， 还是道德范畴 ， 都应该是逃不掉的 。一个触目细节 ， 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 ， 有个受伤者说：“人抓到了 ， 是个精神病患者” 。 这虽然并不能“坐实”行凶者一定是“病态作案” 。 但是 ， 也是“八九不离十” 。 并且 ， 随着警方的通报 ， 基本上可以推定 ， 涉事男子“病态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 要不然 ， 是不会在案情通报中直接披露的 。所以 ， 对于这起“男子持刀砍人”事件 ， 很大程度上 ， 已经解除恶意行凶的可能性 。 于此 ， 自然就会回到“病态失控”的逻辑 。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 这样的结果对大社会来讲是“良性肿瘤” ， 但对于被伤害的人而言 ， 却依然是“恶性肿瘤” 。说实话 ， 作为受害人来讲 ， 最大的心愿就是行凶者能被严惩 ， 并且自己的损失能被降到最低 。 然而 ， 回到“精神病患者”的行凶逻辑里 ， 貌似这样的心愿是很难达成的 。 所以 ， 对于“受害人”来讲 ， 听到案情通报中 ， 提到行凶者有“精神病就诊史” ， 无异于被告知之“可能被白伤害” 。因为 ， 在普遍的印象里 ， 被“精神病患者”伤害 ， 约等于“被白伤害”（即便监护人会承担一些责任） 。 毕竟 ， 目前来看 ， 无论是法理秩序 ， 还是道德圭臬 ， 在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对待上 ， 都是极其宽容的 。 这导致 ， “病态作案”的标签 ， 往往就成为“精神病患者”的护身符 。当然 ， 关于“病态作案”来讲 ， 到底该如何量刑或者如何定性 ， 这其实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 。 因为 ， 就认定“精神病”而言 ， 就是个相对困难的问题 。 毕竟 ， “精神病”的认定 ， 除却是医学问题 ， 也存在伦理问题 。 甚至 ， 依照哲学的逻辑 ， 疯癫和不疯癫也是相对的 。就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的论述 ， 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 ， 而是一种文明的产物 。 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 ， 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 ， 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 。 可是 ， 现代社会 ， 恰恰是更多地在保护疯癫者的权利 ， 可这真的好吗？然而 ， 回到现今的境况中 ， 只能从问责“监护人”机制中寻找治理的可能性 ， 并且也只有“从严治理”这条路可走 。 要不然 ， “精神病患者”就会成为“被宠坏的杀器” 。 当然 ， 从严问责 ， 并不代表要让监护人代替犯罪的“精神病人”去服刑 。 而是 ， 在具体的惩罚力度上要加强 。 尤其是在赔偿的问责上 ， 要重罚重治 。不过 ， 多数“精神病患者”的家属（监护人） ， 也都身心俱疲 。 因为 ， 有一些“精神病”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 这导致 ， 摊上“精神病患者” ， 意味着就要一辈子去照顾 。 从情理的角度 ， 照顾是应该的 ， 是必要的 。 但是 ， 回到生活本身 ， “精神病患者”总是要生活的 ， 而且还要花钱治病 。所以 ， 要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 就会陷入半抛弃状态 。 这导致 ， 不仅会产生“流浪汉”（主动的 ， 或被动的） ， 也会产生“偶发性的伤人事件” 。 说到底 ， “病态伤人”确实不只是简单的法理机制就能摆平 。 因为 ， 比起处理案件的难度 ， “精神病患者”的真实境况更加难以理顺 。于此 ， 就治理“精神病患者”而言 ， 确实是社会性的问题 ， 因为 ， 当“监护人”没有能力更好的监护他（她）们 ， 或者“精神病人”没有确切的监护人时 ， 这就需要有确定的社会性机构介入（公益性质的 ， 政府性质的） 。 要不然 ， 有攻击性的精神病患者 ， 就会成为“人间杀器”：“有罪 ， 却无法惩治” 。当然 ， 对于罪责较重的“精神病患者” ， 要不要严惩 ， 这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 说实话 ， 如果只为悲天悯人的慈悲 ， 而不把受害者的悲剧给予回应 ， 那么无底线的保护“精神病患者” ， 就无异于在怠慢受害者的利益 。 所以 ， 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罪责认定 ， 似乎也该进行一定的调整 。当然 ， 这肯定是维艰之路 ， 不是仅靠几起案件就能撼动的 。 因为 ， 人类走向更文明的“每一步” ， 都是极其的艰难 。 但是 ， 每一次的触动人心 ， 都将会被记录在案 ， 成为更健全机制的有力支撑 。 就如罗兰·巴尔特所言 ， 改造“疯癫” ， 就是把医学现象的东西变成一种文明现象 。原创文章 ， 谢绝转载 ， 首发微信公众号：qingnianxuej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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