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些“精神贵族”，多些贵族精神
秦晖 | 少些“精神贵族” ， 多些贵族精
如今已经不是宣传“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了 。 看看我们的“街道” ， 处处在标榜着“高贵一族”；路边 ， “贵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总总；店内 ， “豪华”、“名贵”、“贵族气派”等广告词比比皆是；贵族学校、贵族俱乐部之类的词语在街谈巷议之间伴随着羡慕的目光……而我们的学界 ， 也早已不是那种“打倒贵族”的法国大革命称颂不已的时代 。 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为美德象征的今天 ， 大雅之堂上的文化伟人自然是诗礼名门、贵族之后 ， 甚至乡儒新修《村志》 ， 也不忘标明此村系出贵胄 ， “实属世家大族 ， 殊感光荣”（见某县新出之《上柏石村志》、《南湖村志》等）只是 ， 在那“革命”年代里被撕得粉碎的“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 到了“保守”的年代似乎也没有多少人想起要捡回来？然而 ， 在如今满是“高贵一族”的“街道”上 ， 到底能有几个真正的贵族呢？这样讲 ，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还不够富裕 ， 尚未到炫富的夸贵之时——尽管这是大实话 。
问题在于什么是“贵族”？“贵族（aristocrats）”在古希腊语中是“最优秀的（aristos）”一词的派生词 ， 意为贤人、大德 。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把贵族定义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后才是）富裕尊贵的人；而对那些富裕尊贵但道德低下者 ， 古希腊人并不称之为贵族 。 而是称之为寡头（oligarchs） 。贵族是高贵的——因为他们是幸运者 ， 他们没有受到社会不公正的侵害 。 贵族的确是高贵的——因为他们心系不幸者 ， 他们抗议并纠正社会不公 。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看来 ， 贵族与寡头之别就在于：前者维护社会正义 ， 而后者只谋一己私利 。社会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 ， 这是不奇怪的 。 但倘若一个社会里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 ， 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窃者才反对盗窃、只有被杀害者才反对谋杀一样 ， 这个社会还可救药吗？从这个意义上讲 ， 社会之有“贵族” ， 有为不幸者呐喊的幸运者 ， 实为社稷之福 ， 兆民之庆 。古今中外 ， 但凡尚有活力的社会都能看到这种情况：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 ， 出身贵胄之家而甘为平等理想受苦赴难；如狄更斯笔下的查理·达奈与雨果笔下的朗特纳克侯爵 ， 政治态度截然相反但都对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爱之心；痛斥传统的虚无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公爵和珍爱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列·托尔斯泰伯爵 ， 主张虽殊而对黑暗现实的抨击如一 ， 出身类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气更似 。 这些先贤 ， 无论其“主义”如何 ， 都已超脱了既得利益的藩篱 ， 表现了一种高贵的精神 ， 也就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贵族精神 ， 它是一个社会的精神脊梁 ， 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华 。然而也有另一种情况：一些人以新贵自居 ， 自诩高人一等而耻与齐民为伍 ， 其主张却只以既得利益为转移：贫寒时便“激进” ， 一富贵即“保守”；当“知识分子” ， 便一味抱怨“脑体倒挂”(本文并非为“倒挂”辩护) ， 当城里人 ， 便只知阻止农民进城；被人整时呼天抢地 ， 而整人之时声色俱厉；有道是买者但怨价昂而卖者只嫌价低 ， 股市里暴赚一笔 ， 便欢呼改革形势一片大好 ， 一旦被套 ， 又发现旧体制不应全盘否定……这就是人们经常讲的“精神贵族” ， 自以为高贵 ， 实际却很浅薄 。
当然 ， 对此应以平常心宽容视之 。 浅薄不是罪过 ， 从既得利益出发也属人之常情 。 要求人人具有贵族精神更无异于重演“道德净化”的历史悲剧 。 但是 ， 不是贵族并不可耻 ， 假充贵族却至少有些可笑：令人想起那自以为与赵太爷同宗的阿Q 。 而阿Q“革命”成功之后会怎样？那恐怕就不仅可笑而已了 。一个正常社会里阿Q有其存在的权利 ， 但正常的社会里不能只有阿Q ， 尤其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总会是利益格局调整的时代 ， 是最需要公正的时代 。 即使不谈什么“人文精神”的大道理 ， 仅从社会运作功能来说 ， 一个只有被窃者才反对盗窃的社会必然是盗窃横行的乱世 。 避免这类乱世自然首先要靠法治 ， 但如果只有被窃者才关心立法 ， 这法如何立得起来？因此至少在这个意.义上 ， 少些“精神贵族” ， 多些贵族精神 ， 在我们的社会中培养起一种超越既得利益 ， 捍卫社会正义的高贵品质 ， 应当是十分重要的 。 当然 ， 贵族精神不等于贵族制度—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权的、可恶的过时制度 ， 但在中外历史上 ， 最早抨击贵族(应当说是寡头)制度的那些时代先觉者往往不正是贵族阶层中人吗？看来真正的“贵族精神” ， 倒是实现消灭贵族(寡头)制度的斗争所不可缺少的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