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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組織上不靠譜儿的情況下，一個警察該不該秉公執法之後指望著組織上能夠明辨是非、明察秋毫

这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一类问题看，即某人所在的单位、上级、或者是上级的上级，作出了一项肯定违规甚至违法的决定，这项决定由此人去执行，此人执不执行？还可以上升一下，一项大的规定错了，此人的单位，上级或上级的上级，要灵活处置，作出了决定，由此人去执行，此人觉得那项大规定是对的，执行不执行？类似这样的事，在既往史中，不胜枚举，具体例子就不说了。这里有几个问题交叉：第一，下级服从上级；第二，严格依法办事；第三，个人行事的原则。这三者之间有时会发生尖锐矛盾，此人该如何处理？不仅在体制内，就是在一家体制外的公司就职，也会碰到这类事。问题还在于，大的规定，此人的单位、上级乃至上级的上级，可能都没有问题，而是此人有问题，此人把对的看成了错，明辨是非的标准在哪里？为保证一个社会或一个单位的正常运转，要求所有的人，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依照相关规定执行，是保证正常运转的需要，原则是对的。但这个原则并不能保证，每一次的执行，都肯定是对的，也许后来事实证明，就是错了。但如果将这个道理成立，并以此在执行上打折扣，或者阳奉阴违，不执行，整个社会或者公司就乱套了。除非这个社会这个单位经常都是错的，当然整个也会乱套，这是极端情况。例如，在曾经有过的年代里，否认按劳取酬，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个人无力抗衡，如果对抗，立即就会惨遭处理，于是全社会消极怠工的情况就出现了。现在回答你的问题：假如此人明知警局有徇私舞弊的行为，这个判断肯定是对的。最明智的作法是，此人得执行，在执行中，可以凭借权限，在一定的幅度范围内打点折扣，事实上按人之常情，当觉得这桩事有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可能会打点折扣。此人保留反映问题的权利，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来使这桩事得到纠正。但是，这仍然会有风险。如果此人向安排任务的上级反映，上级可能会认为此人多事，招致不满；假如向上级的上级反映，万一他们之间还有什么特殊关系，此人也可能会遭到打击。此人的反映，当然是他的权利，但在这个问题上，履行自己的权利，未必不会招致意外的结果，如果此人很正直，不想放弃正确，也就只好承受了。看过日本片子《追捕》吗？时春与杜丘是好友，在规定范围内，他必须履行职责，毫不懈怠地去追捕杜丘，最后，时春把任高官的毒犯头子打死了，说由我来打死他，是正当防卫（情节大概如此，记不太真切了）。这就既保护了杜丘，又处决了毒犯。这就体现了时春的水平和正直。所以，如何处理好这类事，还需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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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案例。是在柏林墙倒塌后，对东德守卫柏林墙的卫士的审判。他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开枪打死了两名试图翻越柏林墙的人。当时判定他有罪的依据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和他本身的职责，他可能需要射击，但是从一个人的良知出发，他可以将枪口抬高一厘米。还有那个很有名的小说和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一个在二战中看守犹太人的德国守卫，在教堂燃起大火的时候，她本可以打开教堂大门上的锁，将困在里面的犹太人放出来，但是她没有。她担心的是如果打开门锁，放人出来，造成局面的失控。结果汉娜也被判有罪。在体制，法律明显有悖人伦的时候，要求个体的良知从基本的人性和基本的善意出发，是不是要求有些过高了呢？在大环境黑暗的情况下，要求个人抵制统治阶级的洗脑，保存自己最原始的良知，合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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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是执行制度的机器。活着就要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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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没有很完美的答案，正如周大哥所说，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好，很大程度上要靠一个人的处理水平，但不是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的。所以当我们高度认同这个体制及其规则，自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一丝不苟的执行就是了。当我们对该体制及其规则产生怀疑时，不管愿不愿意，我们在执行时都会有犹豫，如果遇到敏感的上级，你的犹豫他会看在眼里，轻则调离，重则处死。如果我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会争取耍点小聪明，必要时保留一点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既能向组织交代过去（当然在组织眼里我就不会是个模范下属了），又不至于让自己太过受良心的谴责。更重要的是，能够自保。谁知道组织或规则哪天就变样了，那时如果自己还活着，保不齐会被揪出来审判，毕竟文革刚过去几十年，那些当年“冲锋陷阵”的红卫兵、造反派到了今天可能也会后悔当初不该那么狂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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