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问责“疾风骤雨”，多地纠偏防止泛化( 三 ) 2月14日

杭州在省会城市中较早提出了“不搞简单机械式问责” 。杭州市纪委副书记朱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疫情防控一环扣一环，管理中难免出现疏漏或者不足，特别是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很辛苦，问责处理一定要审慎稳妥。
该市下城区东新园社区主任卜君杭因此“逃过一劫” 。纪委暗访时发现，卜君杭负责社区疫情管理有疏漏，但考虑到事务繁杂，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被免责。
省一级纪委中，较早明确要求“审慎问责”的是内蒙古纪委。 2020年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印发了《关于立足疫情防控监督职责定位坚持依规依纪依法精准问责的通知》，明确提出防止问责泛化，分清全面领导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及重要领导责任。
因监狱出现重大疫情而引起全国关注的山东，在严肃问责的同时，也对问责程序作出了规定，要求启动问责必须“凡问四必” ，不仅要听当事人叙述，还要听取当事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群众的意见和上级部门关于政策适用的意见，同时必须对问责效果进行评估。
山东省纪委还要求，省内各级纪检机关对查处的疫情防控问题的定性量纪处置，都要报省纪委逐一审核把关。这比四川实行省市两级纪委审核还要严格。
山西省纪委出台《疫情防控精准监督工作导则》之后，还特意选取了全省14个疫情防控的典型案例，从正反两方面为干部实施监督提供参考意见。
在中纪委、省级纪委精准问责的要求下，王伟所在的四川某市纪委也作出了决策方式的调整，过去该市纪委对某个干部的处理意见向分管副书记报告就行，但在疫情期间，加强了横向交流，常常是几个副书记一起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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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出现“家常便饭式”

事实上，问责简单化和泛化，并非在疫情期间才引起重视。 “在较长时间内，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 ”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说。
公开报道显示，西南某地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该追责的部门本已明确，但县领导觉得问责范围不够广，不足以体现问责的决心，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问责名单。
庄德水也发现，一些地方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被问责过，问责情况多了，班子成员“轮流坐庄” ，分担责任，大家也就习惯了， “慢慢有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也不太影响经济收入。 ”
2019年9月，新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全文发布。毛昭晖注意到，修订后的条例，新增了免于问责、从轻问责等条款，防止问责泛化、简单化。 “这应是为了回应基层长期以来希望中央部门牵头出台细化问责情形的呼声。 ”
在毛昭晖看来，问责简单化还会导致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出现——越到基层，问责压力越大。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9年刊载的一篇调研报告显示， 2018年以来，华东某省全部地级市共查处问题6994起，问责7064人，问责人数占总数的98.47% ，而该省省直单位、省属企业和省管高校仅查处问题89起，问责110人，平均每个单位被问责的还不到1人。属于典型的地方问责多，直属部门问责少。
庄德水注意到，为了防止“一拍脑袋式”“家常便饭式”问责，条例增加了很多程序性条款。这也是此次修订条数和内容增加最多的部分。
譬如，启动问责调查后，条例明确应当组成调查组，综合考虑主客观因素，正确区分执行不当、执行不力、不执行等不同情况，精准提出处理意见。
党内问责条例修订后，各地不少相关的文件中都确定了免责、从轻问责条款。
新冠疫情发生时，重灾区湖北孝感临空经济区太平山村党支部书记丁新明，成了一个被免予问责的“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