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问责“疾风骤雨”，多地纠偏防止泛化( 四 ) 2月14日

2月9日下午，丁新明接到村民甘某的电话，对方称自己头晕，经卫生院诊断需要去孝感城区继续治疗。但封村、封路后，无通行证明，不能前往孝感城区。
觉得事态紧急，丁新明回村后，直接将用于疫情防控工作的车辆通行证交给甘某女婿李某，让他驾驶私家车将甘某送医。
孝感市纪委监委立案调查后，认为丁新明违反了通行禁令，但确是在紧急状态下，为救助他人而违禁，最终对他免责处理。
“精准问责重要的原则就是区分。 ”庄德水说，区分得好，问责效果就会好，反之，则会误伤干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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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难度很大”

要做到精准问责并不容易，主要在于难以区分。
不少纪检系统的官员表示，防止泛化和防止问责不力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平衡并不容易把握。
“包容点就是问责不力，严格点就是简单化、泛化。 ”王伟有时也困惑，一个案子也许问题并不严重，但一旦有案外因素影响，顾虑会增多，尺度就不好拿捏。
庄德水调研时，也常听到纪检办案人员抱怨，遇到上级转下来的违纪线索，内心会惶恐，影响判断。
“现实生活里，纪委裁定的空间较大。要实现问责的效果，主要依赖于有关负责人政治管理的艺术以及敢于担当的程度。 ”庄德水说。
谈及怎么实现精准问责时，毛昭晖也觉得“精准”这个提法很好，但实操难度很大，单靠法条或者规范性文件有时很难实现。
“客观来讲，问责条例的某些条款还是有点模糊。 ”毛昭晖以第十七条为例，这条规定，对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出现的失误，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可以不予问责或免予问责。
“实操过程中，这些内容又很难界定。什么叫缺乏经验，什么叫探索性试验？”毛昭晖认为目前缺乏更为细化的问责清单，包括正面和负面的。
毛昭晖建议，可以考虑由中央相关部门牵头，出台一些指导性案例，以便基层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而且这些案例应该更加公开透明， “现在公布的大多数案例，常常一句话就带过了，到底为什么问责，基于什么样的考量，依据是什么，并不清楚。 ”
容错纠错也是探索精准问责中常被提及的话题。在学者们看来， “精准”也包括确定哪些情形应该被容错免责，哪些情形问责后应该被纠正。
公开报道中，近年“容错免责”的案例很多，但被纠错的很少。安徽全椒县农村公路局副局长张伟，因下班后洗澡错过省脱贫攻坚巡查组的电话而被问责，尔后被纠正，是近年来少有的因纠错而受舆论关注的新闻人物。
也有学者和官员认为纠错很难实行。目前，各地决定容错纠错的认定机构，同时也是问责的实施机构，主要是纪委监委。浙江省某县组织部副部长对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说， “自己犯了错要去纠正，放在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件难事。 ”
这位副部长的建议是，可以由党委来统筹，建立相应的认定机构，由纪检、组织部门、专业人士、利益相关方代表等组成，对争议事项进行裁决， “这样可以避免不愿纠正的情况” 。
毛昭晖也较为认同这一建议。他认为问责时，应引入多元评价机制，从而实现科学精准。也有学者表示，精准问责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对干部负责，但目前的探讨，主要还是集中在技术层面如何改进问责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