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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卡』脱下军装穿上警服的他，时常想起在河尾滩守边防的日子( 二 )


好不容易攀上达坂 。下达坂时 ， 前方迎面驶来一辆地方运输车 ， 因轮胎打滑 ， 路面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刹车印 。指导员在对讲机里大喊：“前方一辆大货车打滑 ， 所有车辆停止前进！”运输车上的维吾尔族司机从车上下来 ， 向我们寻求帮助 ， 我们拿起铁锹、钢钎将路面的冰雪铲除 。司机再次启动车辆 ， 小心翼翼驾驶 ， 每经过我们车队的一辆车 ， 他都鸣笛致谢 。
路途的艰险 ， 没有消磨我们的斗志 。在沿途兵站短暂休整后 ， 5月22日 ， 我们向着海拔5400多米的预定地域挺进 。
在距离目的地只有十几公里的地方 ， 突降暴风雪 。暴雪砸在挡风玻璃上 ， 瞬间结成冰 ， 把雨刮器冻住了 ， 驾驶员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 。我和指导员下了车 ， 一左一右拿着铁锹 ， 踩着积雪跌跌撞撞走在前面给车探路 。
顶着暴风雪 ， 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风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 ， 像刀割一样 ， 手脚很快冻得失去知觉 。我们7个人轮换着探路 ， 十几公里 ， 跋涉了4个多小时 。
驶过一处河滩 ， 我们终于到了这片荒芜之地：地处河滩尾部 ， 所以名叫“河尾滩” 。
当五星红旗插上山顶
我们的眼前 ， 是一片铺天盖地的白茫茫 。上等兵孙俞问指导员：“就是这里吗？”
指导员仔细看了一下军用地图 ， 确定地说：“没错 ， 这里就是我们建卡的地方 。”
我们7个人虽早已筋疲力尽 ， 但顾不上休息就开始搬运、安装、固定帐篷 。大家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 ， 吃了丹参滴丸缓解缺氧症状 。砸地钉时 ， 已经没有人能抡得起大锤 。河尾滩风大 ， 如果地钉不固定好 ， 大风很容易将帐篷掀翻 。
指导员坐在地上 ， 抓起石块一下一下使劲砸着地钉 。我们学着他的样子 ， 拿着石块开始砸 。
“铛……铛……”起初 ， 听着砸地钉的动听“旋律” ， 大家还笑个不停 ， 可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这里的地面太硬 ， 地质学家称之为“永冻层” 。
第二天凌晨4点 ， 3顶军用帐篷终于挺立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茫茫雪原中 。
睡前 ， 我们只吃了一点冻得发硬的干粮 ， 所有人头昏脑涨 ， 根本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 ， 搬运物资结束后 ， 战士孙俞和张鹏祯就因为突发高原肺水肿 ， 被紧急送下山抢救 。
为了将国旗插在“永冻层”的最高点 ， 我们开始攀爬山脊 。擎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 我们的心跳加快 ， 不知是因为那份激动 ， 还是因为高原反应 。
临近山顶 ， 缺氧让呼吸变得愈发困难 。我们闭上眼深呼吸 ， 在心里一遍遍鼓励自己：“坚持！坚持！”登顶那一刻 ， 大家仰起头用拳头捶打胸膛 ， 举枪高喊 ， 像是打了胜仗的勇士 。
当五星红旗飘扬在河尾滩时 ， 我们完成了先遣建卡的任务 。那一刻 ， 我哭了 ， 眼泪冻在睫毛上 ， 灿烂的阳光透过鲜红的国旗照在我的脸上 。
自此 ， 中国军队边防哨卡的最高海拔上升到5418米 。
苦着苦着就甜了 ， 守着守着就爱了
我们在寸草不生、藏羚羊都待不住的喀喇昆仑之巅扎下了根 。后来 ， 哨卡陆续修建了新式营房 ， 大家吸上了床头氧 ， 吃上了绿色蔬菜 ， 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
只是 ， 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从未改变 ， 8级以上的大风依然从年初刮到年尾 ， 平均气温零摄氏度以下 ， 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 ， 紫外线强度高出平原60% 。巡逻路上 ， 我们要踏着半米深的积雪 ， 翻越常年不化的冰川 ， 蹚过刺骨的冰河……
我永远忘不了牺牲的战友巴依尔 。2016年年初的一次执勤任务结束后 ， 狙击手巴依尔出现头痛、胸闷等高原反应 。在高原上摸爬滚打好几年的巴依尔并未在意 ， 因为在河尾滩 ， 这些症状很常见 。
直到第三天 ， 巴依尔突然昏迷 ， 被紧急送往400多公里外的高原医疗站 。那几天 ， 我们守在电话旁 ， 等来的是一个不幸的消息：脑水肿、心肌炎 ， 医生全力抢救 ， 还是未能留住巴依尔年轻的生命 。后来 ， 23岁的巴依尔被安葬在海拔4280米的康西瓦烈士陵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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