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小祭酒@“浴火未重生”：浅谈夷陵战败对蜀汉政治的三重影响
夷陵之战是推动三国形成的三大著名战役之一 。 相比于助力曹魏统一北方的官渡之战与奠定南北对峙格局的赤壁之战而言 ， 夷陵之战对天下三分局势形成的推动作用更为直接 ， 其影响之深远集中体现在战后蜀汉政治的重新调整上 。
作为三国时期孙吴政权与蜀汉政权的唯一一次战场交锋 ， 夷陵之战由蜀汉伐吴而起 ， 又由蜀汉大败而止 ， 其失败的后果自然也要由蜀汉来承担 。 夷陵之战中 ， 蜀军主帅刘备放弃水陆并进的战术 ， 选择“舍船就步” ， 在夷陵“傍岩就树” ， 共扎四十多营 ， 连绵七百余里 ， 声势浩大 。 吴军主将陆逊以火攻击之 ， 使四十多营具破 ， 蜀军全面溃败：“破其四十余营 ， 备将杜路、刘宁等穷请降 ， 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 ， 逊督促诸军四面整之 ， 土崩瓦解 ， 死者万数 。 备因夜遁 ， 仅得入白帝城 ， 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 ， 一时略尽 。 尸骸漂流塞江而下 ， 备大惭患曰：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邪！”（卢弼《三国志集解·吴书·陆逊传》）
一场烧在夷陵的大火给蜀汉带来了一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空前损耗 ， 清朝学者王夫之评价夷陵战败后的蜀汉是:“国之精锐 ， 尽于夷陵” 。 然而 ， 尽管战场上的损耗十分巨大 ， 但夷陵之战对蜀汉政权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 。 这场烧尽七百里连营的大火不仅烧在了战场之内 ， 更是延伸到了战场之外 。 夷陵的战败迫使蜀汉进行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全面调整 ， 其对蜀汉政权的后续影响贯穿于整个后三国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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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见果：夷陵之战爆发的原因
关于夷陵之战爆发的原因 ， 多数人都持有刘备为结义兄弟关羽报仇的观点 。 关羽守荆州而北伐曹魏 ， 在与魏军交战时却被吴国大都督吕蒙白衣渡江袭了后方 ， 最终败走麦城惨遭俘杀 ， 刘备与关羽亲如兄弟 ， 自是要为其报仇 ， 故而起兵伐吴 。 正如清代学者陈龙川所认为的那样：“关羽既就戮 ， 备不胜忿 ， 遂大举以求复其仇 ， 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仇 ， 非特一关羽之比 ， 吴者一家之私忿 ， 犹有唇齿之援也 。 ”（《陈龙川文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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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类观点者皆有一种刘备过于感情用事而不听诸葛亮之劝最后痛失好局的叹息之感 ， 虽说情真意切 ， 却也有失偏颇 。 战争之事关乎两个国家与千万子民 ， 并非个人情感所能左右 。 以夷陵之战论 ， 蜀汉举全国之力征伐协同抗曹的盟友孙吴 ， 若仅是为了给关羽报仇 ， 即便大仇得报 ， 失去盟友的蜀汉又怎能独自对抗实力强大的曹魏呢？因为意气用事而举国兴兵显然不符合曹操对刘备人中之龙的评价：“今天下英雄 ， 惟使君与操耳 。 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三国志·先主传》）
且刘备起兵伐吴是在蜀汉章武元年(221年)七月 ， 彼时距离关羽遇害已经过了将近两年 。 一个起于微末 ， 戎马一生的六十多岁老政客显然不会因为个人感情而置多年基业于不顾 。 为弟报仇或许是战争兴起的一个因素 ， 但夷陵之战的主因却不在关羽而在关羽所失的荆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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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是三国的军事重镇 ， 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战略意义上对吴蜀两家都至关重要 。 于蜀汉而言 ， 早在诸葛亮未出天下之时就向刘备献上《隆中对》阐述荆州重要的战略意义：荆州北据汉、沔 ， 利尽南海 ， 东连吴会 ， 西通巴、蜀 ， 此用武之国 ， 而其主不能守 ， 此殆天所以资将军 ， 将军岂有意乎？（《三国志·诸葛亮传》）
对于蜀汉来说 ， 荆州是《隆中对》中诸葛亮向刘备提出的战略重地 ， 若夺了荆州不但可以在荆州休养生息 ， 还可伺机从荆州出兵逐鹿天下 ， 荆州是蜀汉进退有据的根据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