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汪曾祺之子讲父亲:他不是“士大夫”,是一个单纯的“老头儿”(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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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则一致认为 , 汪曾祺不是完全靠才气出来的 , 也很下功夫 。 1939年 , 汪曾祺离开高邮 , 辗转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 。 入学后 , 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都当过他的老师 。 不过汪曾祺不是那种所有老师的课都认真听讲、循规蹈矩的学生 , 他没少逃课 , 但逃课的时间大都是去图书馆看书 。 有时半夜了 , 别人都睡觉了 , 他还跑到系里图书室翻各种各样的杂书 。 “他大学期间看了不少外国的翻译小说 , 对中国古代、近代的文学作品都能说出道道来 , 对后来的创作有不小作用 。 只不过他读书读在人后 , 一般人看不出来 。 ”
汪曾祺对自己的评价是文体家 。 他曾表示 , 文体的基础是语言 。 一个作家应该对语言充满兴趣 , 对语言很敏感 , 喜欢听人说话 。 据汪朗回忆 , 父亲连上世纪50年代写在墙上的大标语都记在心里 。 他认为好的语言首先要准确、精炼 , 即使是一个标语 , 写的没有废话也是好文字 。
“别看他写文章很雅 , 但实际上一肚子坏水 , 有时会有一层别的意思藏在一本正经的叙述之下 , 偶尔出现的一句话、几个字 , 甚至一个问号、感叹号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 。 如果你能看出他在哪儿使坏 , 然后会心一笑 , 那是真正看明白了 。 ”
生活 , 是很好玩的
【听汪曾祺之子讲父亲:他不是“士大夫”,是一个单纯的“老头儿”】老头儿的另一个“异秉” , 是对文学的执着 。 “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就是写小说的料 , 而且能写出点名堂来 。 尽管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外部环境写不了 , 但这个想法从没改变 , 他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 所以 , 80年代他很快就能出来 。 ”
1958年 , 38岁的汪曾祺在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右派 , 撤消《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职务 , 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 。 最开始 , 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 , 真够一呛 。 后来他力气长了 , 能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粮食稳稳地走上和地面成45度角的斜坡 。 1961年 , 刚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没有单位接收 , 就留在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协助工作 。 所里交给他一项任务 , 到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 。 那时正是马铃薯开花 , 汪曾祺每天到试验田里摘几丛花 , 插在玻璃杯里 , 对着花描画 。 他曾给北京的朋友写过一首长诗 , 其中两句是:坐对一丛花 , 眸子炯如虎 。
1962年 , 汪曾祺调回北京 , 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 直至离休 。 文革期间 , 由他编剧的《沙家浜》公演 , 掀起样板戏热潮 。 但这也不是他想要的创作 。 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干了十年样板戏 , 实在干不下去了 。 不是有了什么觉悟 , 而是无米之炊 , 巧妇难为 。 没有生活 , 写不出来 , 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 。 ‘四人帮’倒台后 , 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 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写作了 。 我可以不说假话 , 我怎么想的 , 就怎么写 。 《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在摆脱长期的捆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 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的鸢飞鱼跃似的快乐 。 ”
有人问汪曾祺: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答:“丁玲同志曾说她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 , 是‘逆来顺受’ 。 我觉得这太苦涩了 , ‘随遇而安’ , 更轻松一些 。 不‘安’ , 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 , 何不想开些 。 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 。 当然 , 也不完全是哄自己 。 生活 , 是很好玩的 。 ”
听汪曾祺之子讲父亲:他不是“士大夫”,是一个单纯的“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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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送小温
文革后 , 中国曾一度形成“伤痕文学”潮流 。 但汪曾祺的作品中很少有悲苦 , 总是寄托着一种温暖和美好 。 正因如此 , 他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认为不够深刻 , 不够主流 。 他撰文回应称 , “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主流 , 我就是边缘作家 。 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 , 可以使人得到安慰 , 得到温暖 , 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东西 。 中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 但它是我的国家 。 正如沈先生所说 , 在任何情况下 , 都不应丧失信心 。 我并不反对荒谬感、失落感、孤独感 ,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的社会 , 不具备产生这样多的感的条件 。 如果为了赢得读者 , 故意去表现本来没有 , 或者有也不多的荒谬感、失落感和孤独感 , 我以为不仅是不负责任 , 而且是不道德的 。 文学 , 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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