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论■十哲：孔庙从祀的历史演变( 二 )
温公此篇作于仁宗庆历二年 ， 《新唐书》始修于庆历五年 ， 两者相距无几 ， 旨趣却是大相径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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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哲设位 ， 自唐以后 ， 基本稳定为夫子南面而坐 ， 十哲东西列侍 。 后来虽有四配跃居于前 ， 十哲依然列位于殿上 。 三、十哲的迁移与补充
十哲初为十人 ， 后来迭有迁补 。
1、十哲变为十二哲
十人中 ， 颜渊居首 ， 享受着特别的恩宠 。 他很早就陪侍于夫子之侧 ， 参与侑食 ， 其他九人却并无此幸 。 开元八年制施行后 ， 十哲方得列于从祀之位 。 然而在朝廷所追加的爵号上 ， 颜回依然获得区别对待 。 他被赠封为兖公 ， 余九人为侯 。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 十哲均被追封为公 。 颜回依然高一等 ， 为国公 ， 其他九人为郡公 。
神宗元丰七年 ， 孟子以邹国公的身份与颜回并配于孔庙 ， 这一事件标志着一个独立的高于十哲的受祭单位已然清晰出现 。 颜回抽离出十哲后 ， 曾参自然而然地补充进去 。
理宗端平二年 ， 又升子思于十哲 ， 共十一人 。 度宗咸淳三年 ， 曾参、子思升配享 ， 进子张入其列 ， 十哲恢复为十人 。 康熙五十一年 ， 增朱熹 ， 十哲变为十一哲 。 乾隆三年 ， 又将有若升入 ， 共十二位 ， 称十二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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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二哲中关于曾子的争论
围绕着十哲发生的最大争议是人员择定问题 ， 卷入争议最深的是曾参 。
曾子初以孝著称 ， 后又以传道之功闻名 ， 如此德能却不列于四科 ， 这令很多人感到不解 。 是曾子个人条件有差抑或是四科品陟标准有失 ， 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抑或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 这是后世解释行为分驰的两大路经 。
徐干是从曾子的主观硬伤出发的 ， 他在《中论》中称:“人之行 ， 莫大于孝 ， 莫显于清 。 曾参之孝 ， 有虞不能易；原宪之清 ， 伯夷不能间 。 然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 ， 以其才不如也 。 ”
徐氏的不足在于以“才”作解却又不详具各弟子才力之高下短长 ， 无法对比 ， 显然失于空泛 。 汉人解经不破经之习 ， 于此可略见一斑 。 此论无法令人深服 ， 后世也不见承袭其说者 。
到了宋朝 ， 夏竦作《曾参不列四科论》 ， 重又秉持了与徐干相似的风旨 ， 他说:“孔氏四科之选皆有贤哲之具体者哉 ， 非各言其一也…而曾子惟以孝行著闻 ， 不能具得能者之体 ， 但行其一端 ， 故所以不列于十哲者也” ， 其最终结论是“参不列其间者 ， 念其道有所未至矣 。 ”
夏氏作解 ， 在逻辑安排上显较徐干略胜一筹 。 然而此番话与其后的道学风潮大相背逆 ， 得罪不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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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馆臣既力斥其说 ， 进而深讥其学 ， “其论曾子不列四科尤多缪 ， 盖竦专攻词赋 ， 未究圣贤之学也” 。 徐干与夏竦解释原因都是从曾子自身之故出发 ， 也就只能以寻短来弥补经说 。 此种用力方向很难突破说理上的论据难题 。
相反 ， 曾子的推崇者却能够轻易地将曾子的人格魅力渲染得淋漓尽致 ， 邵博就是个中能手 ， 他在《闻见后录》中称:“孔子答群弟子问孝不过一二言 ， 至曾子则特为著经 。 又‘夫子之文章 ， 可得而闻；性与天道 ， 不可得而闻也 。 ’其告曾子 ， 犹曰‘吾道一以贯之’ 。 盖颜渊死 ， 孔子之所付授者 ， 曾子一人耳 。 ”
纠曾子才德者如果得见此论 ， 不知道又会作何感想 。
更多的解释倾向于通过寻找外在原因 ， 来为曾参委曲疏解 ， “非参之德行不及诸子也 ， 当时适不从游耳” 。 早在唐代 ， 李观作《辨曾参不为孔门十哲论》 ， 就以客问主答的方式表述了这一观点:“四科十哲之名乃时之言也 ， 非燕居之时门人尽在而言也 。 于时仲尼围于陈、畏于匡 ， 曾参不在从行之中 。 …使曾子于时得与数子从行 ， 则仲尼之圣不遗参之孝 ， 不后冉伯牛、仲弓之目也 ， 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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