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的时间窗口：全球疫情，何以至此？( 六 ) 在意大利都灵

“受限”的联邦政府

专家分析，欧美国家“温柔”抗疫，和体制也有一定关系。
尽管西班牙是欧盟中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医疗保健的权力主要掌握在17个大区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卫生部门的合作，既不融洽也不高效，反而能闻到互相掣肘的味道。
3月2日，马德里大区就向中央政府提出，需要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抑制疫情。但首相桑切斯政府很快拒绝了这些提案。随着疫情在马德里蔓延，大区政府紧急关闭了养老院和学校。
十多天之后的3月14日，桑切斯召集各大区主席召开全体视频会议，准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理论上并无悬念的视频会议，最终却超过7个小时，原计划中午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也被推迟到了晚间。
上述会议上，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大区的领导人拒绝了桑切斯的要求，认为政府是在借疫情之由剥夺地区自治权。会后，巴斯克大区仅下令关闭博物馆、餐厅、老年人日间托管中心等场所；加泰罗尼亚大区则指责中央政府是在干扰加泰罗尼亚原有的防疫措施。
作为联邦制政府，美国各州同样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包括经济和卫生自治权。取消活动、封城等举措必然会影响各州经济， CDC只起到公共卫生协调和技术指导作用，具体执行由各州卫生局决定。
“流行病大暴发需要‘大政府’主动处理很多事情，但特朗普的共和党相反，主张‘小政府大市场’ ，这就会带来问题。 ”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陈希向南方周末采访人员解释。反映到核酸检测上，共和党所在的“红州”检测数量普遍较少，因为“考虑到公众有选择的自由，不做过多干预” 。
在绝大多数应急方案中，假设的情况都是灾害在某地率先暴发，如何调集全国资源去遏制和扑灭。但新冠疫情席卷全美，各州自顾不暇，竞争替代了合作。
最典型的是，两千万人口的纽约州确诊人数已超过6600万人口的湖北省。然而，纽约州非但没有得到来自联邦的大量医疗资源，反倒和其他州甚至联邦政府竞价呼吸机，州长科莫抱怨“这就像在eBay上与其他州一起竞拍一台呼吸机” 。
“联邦和地方政府间资源、权力的协调具有很大挑战性，史无前例。 ”陈茁感叹。
7

“传染病防控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疫情以闪电般速度来袭，但这种规模的传染病准备工作以年计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学者Eric Toner认为，疫情暴露了各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薄弱的一面。
“美国的医疗体系致力于疾病治疗，而不是保健和护理。我们太忽视慢性病和传染病的预防了。 ”鲁希尼亚克感叹，公共卫生和预防需要得到全力支持。
公共卫生安全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定义的一部分。以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多国设有“全球卫生与生物安全办公室” ，与当地官员及专家及时沟通，防疫情于千里之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解散了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39个国家的该机构。
在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的话语权一向很有分量， CDC被认为离总统仅一步之遥。但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多次裁减相关开支。陈茁介绍，美国此前设有改善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强制性资金——预防和公共卫生基金，该基金一般通过CDC发放。由于公共卫生支出被削减，这部分费用逐年降低。 “近些年，州一级的公卫系统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人员离职较为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