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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 六 )


“脱钩”策略的第二个局限在于不能解决美国前沿技术投资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 在中美科技竞争中 ， 美国军方和战略界最担心的是中国借助国家资本的投资优势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颠覆性前沿技术上对美国实现赶超 。 “脱钩”策略并没有改变美国创新领域以民间为主的投资结构 ， 美国政府无法要求民间将投资重点放在风险高、收益不确定的前沿技术领域 。 “脱钩”也将迫使美国企业在原先主要依靠中国的产业链环节上寻找“替代性”方案 。 由于缺乏相关产业链基础和技术积淀 ， 美国想要实现科技产业链的“本土化”将需要巨额投资作为支持 。 这些投资将分散美国国家创新体系对于前沿技术、底层技术等优势领域的支持力度 。 此外 ， 如果中美科技“脱钩”全面实现 ， 美国科技企业可能将彻底失去中国市场 ， 这将减少美国科技企业的盈利流入 ， 降低这些企业投入前沿技术研发的意愿和能力 。
“脱钩”策略的第三个局限在于无法削弱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制度优势 。 美国认为 ， 中国科技领域的主要制度优势是政府在投资、市场和技术应用上发挥的战略性作用 ， 政府可以帮助产业界渡过不利的市场周期 ， 确保资金和人才投入到最具战略性的领域 。 “脱钩”策略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对中国部分企业和科技产业带来一定冲击 ， 但并不能够阻止中国利用国内市场和经济支持继续扶持其发展 。 从长期来说 ， “脱钩”策略反而促使了中国科技产业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 ， 有助于其降低市场竞争成本 。 从中美光伏领域争端看 ， 依靠长期投资和国内市场的支持 ， 中国产品最终将形成显著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 导致“脱钩”和“贸易壁垒”失去作用 。
基于以上局限性 ， 为了达到维持和扩大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目的 ， 美国可能转而采取一种选择性“脱钩”与“成本强加”策略 。 该策略通过选择性豁免部分“脱钩”领域减少对美国科技产业的负面冲击 ， 并通过提升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成本的方式降低其运行效益 。 选择性“脱钩”和“成本强加”是美国在经贸、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所采取的策略 。 科技领域处于经贸与军事安全的结合点 ， 很可能成为两种策略共同应用的领域 。
中美科技的选择性“脱钩”将主要发生在具有较高军事价值的技术领域 。 在这些领域中 ， 美国将加强对中国的技术封锁 。 维护军事安全领域的技术优势是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核心关切 ， 将成为两国“脱钩”重点 。 中美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颠覆性技术上已经存在安全困境 ， 一方难以相信另一方会放弃对上述颠覆性技术领域领先地位的争夺 ， 或者相信对方会主动采取手段限制这些颠覆性技术军事化 。 在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推动下 ， 美国将继续完善前沿科技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 ， 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从事敏感领域研究提高进出门槛 ， 对中国国内具有军工潜能或者参与“军民融合”的科技企业实施技术封锁 。 这种封锁将引起双方相关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技术标准、人才培养的“脱钩” ， 也将对上述技术商业化发展形成阻碍 。
中美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也可能演变为类似于美苏之间的科技“军备竞赛” 。 这种情况出现的前提是中美科技领域出现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技竞争目标 ， 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和“反导竞赛” 。 “军备竞赛”将是美国对中国科技创新实施“成本强加”的重要渠道 。 从当前技术特征看 ，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一体化军事通信网络是最有可能演变为两国军备竞赛的技术领域 。 上述技术被美国军方视为美国新一轮军事转型所依托的核心技术 。 美国有可能将此类技术定义为战略性技术 ， 利用“长臂管辖”在全球范围内管控此类技术扩散 。
底层技术的国际标准也可能成为双方“脱钩”及美国施加“成本强加”的领域 。 中国在5G技术和应用上的领先在美国产生了一个小规模的“斯普特尼克冲击” ， 令美国开始反思其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外交是否能够适应大国竞争时代的需求 。 在国家创新体系改革上 ， 美国精英层认为 ， 美国应当重视5G等“未来数字基础设施”底层技术的战略性意义 ， 采取新的商业模式促进政府和私营企业同步加强该领域投资 ， 并且针对此类底层技术采取更为严格的安全标准 。 在科技外交领域 ， 美国认为应当重视技术标准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发挥的作用 ， 积极运用其外交资源 。 在美国所倡导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下 ， 企业和技术专家成为设定国际重要技术标准的主要力量 。 但在5G技术标准形成过程中 ， 一些实力强劲的非西方企业成功联合了其他企业和技术界 ， 在标准制定权上取得了突破 。 美国认为这种趋势不符合美国的科技外交利益 。 近期 ， 美国国会提出了一项名为《美国5G领导力》的法案 ， 要求美国外交机构“充分使用联邦资金”来加强美国在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3GPP和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等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 。 由于上述国际组织绝大多数位于美国 ， 美国外交部门可能通过签证审批的方式影响这些机构运作 。 美国还会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方式推行本国主导的规则和标准 ， “布拉格5G安全倡议”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 这些做法都会增加中国科技产品和科技企业“走出去”的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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