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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 五 )


动因之四在于中美科技产业竞争态势加强 。 随着中国科技产业的全方位发展 ， 中美之间固有的“外包、分销”产业合作模式正在面临愈发严峻的挑战 。 一方面 ， 美国国内对于这种模式产生了越来越猛烈的批评 。 特朗普上台后曾经多次要求苹果等美国科技企业将海外产能移回美国本土 ， 拉动美国国内制造业 ， 创造就业岗位 。 国会两党议员在要求科技产业链回流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意见一致 。 2017年12月 ， 两党通过税改法案 ， 大幅降低企业税 ， 以较低税率对美国企业转移回国的海外资产进行一次性征税 。 促使美国企业改变外包模式是税改的目的之一 。 这些警告和激励措施让部分美国科技企业开始重新思考外包模式和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关系 。 另一方面 ， 美国企业开始面临中国企业的同业竞争 ， 不再拥有主导“外包、分销”模式的绝对话语权 。 近年来 ， 中国科技领先企业的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 已经有能力主导和开发新的市场领域 。 例如 ， 阿里在电子支付、区块链和云计算上已成为全球领先科技企业之一；华为在5G通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大疆公司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 。 上述中国企业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品牌营销渠道 ， 与美国企业的合作处于对等或强势地位 。 两种新的变化让中美在科技产业上的固有合作模式发生改变 ， 双方的产业关系趋向于基于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竞争 。 美国产业界对中国市场的预期下降 ， 不再积极游说政府支持中美科技合作 ， 反而关注中国企业在国内所获得的特殊待遇 ， 并且要求美国政府解决美国企业所面临的“不公正竞争” 。
四个因素中 ， 军事安全领域的担忧是美国最核心的关切 。 冷战后 ， 美国科技创新重心从军方向民间转移 ， 民间科技投资的规模远高于军方 ， 大部分尖端与核心技术由美国企业和科研机构掌握 。 在中美科技合作态势下 ， 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利用合法渠道获取美国具有军民两用价值的先进技术 。 因此 ， 美国将重新设定对华出口管制制度作为优先任务 。 美国政府将中国视为全球科技外交竞争者则加剧了双方的误解和敌对态势 。 美国学者认为 ， 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是“大国竞争”模式的经典体现 ， 具有类似于安全困境的特征 。 作为崛起国家 ， 中国的“追赶”行为引发了美国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上的双重担忧 ， 从而促使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
长期趋势
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是驱动该策略实施的根本性因素 。 如果这些动因不断强化 ， 将加强美国实现中美科技“脱钩”的意愿 。 反之 ， 如果这些动因出于各种原因势头减弱 ， 美国对中美科技“脱钩”的意愿会随之下降 。 上述动因有两个共同点：一是美国对于中美科技“脱钩”的必要性和紧迫感源于美国多个机构的认知变化 ， 中国的挑战和威胁存在于美国政府和精英层的预测和推断 ， 并没有充足的事实作为支撑 。 如果中美双方能够通过实际行动和规则改变这种认知 ， 那么“脱钩”的必要性就将面临质疑 。 二是美国实施“脱钩”策略源于其对该策略的理想化假设 ， 即“脱钩”既能够削弱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外生性动力 ， 又能够带动美国科技产业链“回流” ， 从而提升美国企业对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贡献 。 这种假设一旦不能完全实现 ， 将影响“脱钩”策略的前景 。
“脱钩”策略的第一个局限在于该策略会提升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成本 。 “脱钩”策略指向中美科技产业的紧密合作 ， 但是 ， 这一合作关系是中美两国国家创新体系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结果 。 美国想主动切断这一捆绑关系也需要付出一定成本 。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优势在于技术、人才、资金上的多样性和开放性 。 在宽松的创新环境下 ， 美国科创中心的优秀项目能够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程度的资本支持 ， 并且通过外包模式以最快的速度实现商业化 。 中国为美国科技产业提供了产品实现、规模化生产和资金支持 ， 一些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中国快速实现商业化 。 这种合作模式促使美国在前沿技术探索和底层技术设计的优势不断增强 ， 而中国也从技术应用和产品外包中获取了经验、人才和先进理念 ， 提升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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