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从《蜗居》到《安家》：国人社会生活版图之变迁(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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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剧《卖房子的女人》海报
麦金泰尔认为 ， 人类本质上是“讲故事的存在 ， 我们作为叙述性的探求者而生活着” 。想要寻求“我要做什么”的答案 ， 需要回到“我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故事之中”的问题中 ， 而这个“讲述性的故事”正是与个人主义倾向不同的、那些未经选择的“共同体的故事” 。尽管个人主义的模式试图割断“我”与“我生而带有的历史” ， 比如当改革开放向年轻一代正当化并推崇自我主义的叙事时 ， 身为“50后”“60后”的父母们熟悉的却是一套奉献和牺牲的话语模式 ， 二者之间的张力正是这一冲突的显形 。然而 ， “我的生活”故事终归要内嵌于这些共同体的故事中 。
房似锦们的崛起与女儿的赡养
以“亲情”为由要求彼此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与付出 ， 有掏空积蓄为儿子买房的过度奉献型父母 ， 也有吸女儿的血来养家中“独苗”的爸妈 ， 而是非、好坏与对错早已掺在血缘牵绊深重的筋骨里 ， 难以算清 。近年的荧屏上 ， 在重男轻女思想之痼疾下艰难求生的女孩们开始走进观众的视线 ， 从《欢乐颂》的樊胜美 ， 到《都挺好》中的苏明玉 ， 再到《安家》的房似锦 ， 她们被剥夺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 被逼成为“扶弟(哥)魔” ， 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小房子坐在爷爷自行车后座上逃离建在悬崖边上的家 ， 成为现实困境的一种想象式解决 。
然而 ， 有关“原生家庭”的种种争议远非如此干脆利落 。观众已经取得的共识是：如果无法感同身受其中的痛 ， 无疑是因为幸运的拿到了命运发的一张好牌 。如何和解?怎样释怀?当人们发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可疑之处 ， 想要斩断骨血里所带来痛苦关联的欲望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症候 。个人的道德主义坚持也许是一种答案 ， “我的责任仅局限于那些我自己所承担的” ， 所以房似锦为母亲潘贵雨留下了两万块的治疗费 ， 但选择不相见 ， 头也不回的消失在走廊尽头 ， 为自己保留了恨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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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挺好》中苏大强和女儿苏明玉
女性角色的困境只有这一种了吗?倘若暂且搁置这是否为影视创作偷懒地复制粘贴和“批发”女主角的争议 ， 至少从呈现的结果来看 ， 借由这一形象完成了众多女性被牺牲命运的血泪控诉 。“房似锦们”之所以总能够牵动万千观众的心 ， 不仅仅因为她们身上可见的“话题性” ， 还凸显了一个现实的变化：即“女儿的赡养”成为一个公共性的议题 ， 这勾连的是从传统社会“子宫家庭” (uterine family)到现代社会“闺女家”出现的转变 。
所谓的“子宫家庭”即依附于父权的“母凭子贵”模式 ， 母亲通过生育孩子使得子女对母亲的奉献有认同感 ， 家庭空间内部父亲角色事实上的“缺位”及边缘化 ， 由此产生了一个“女人的社会” 。女性在这一结构中既挑战着男权 ， 同时也为加固男性统治的规训而添砖加瓦 。房家父亲的“失语”与潘贵雨的强势互为因果 ， 无独有偶 ， 《都挺好》中苏大强与苏母、《欢乐颂》中的樊家父母均是如此 。曾经的母凭“子”贵与“养儿子防老”的观念一脉相承 ， 因而女儿只能被贬为是“赔钱货”、工具人 。然而进入现代社会 ， 尤其伴随计划生育政策培养起作为继承者“独生女”的成长 ， 女儿的赡养已经成为更普遍现象 。也因此 ， “闺女家”才成为打破婆家与娘家之间“责任协商”的新事实 ， 成为财产和责任归属的新单位 。落后的观念与新现实之间的撕裂下 ， 女性财产焦虑的认同性投射 ， 是“房似锦们”得以成为一种流行的新角色类型的深层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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