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超1万亿美元生物制药行业并购，人才、研发、资本大流通( 二 ) |技术|投资|人生

② 带动研发管线重组
完成并购后，新实体的研发管线投资组合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大型并购中，两个公司合并常常为项目和投资组合的优先级划分带来了新的视角。
在决定继续投资、扼杀以及启动哪些研发项目的过程中，新视角常常会带来更好的决策。
比如，吉利德以49亿美元收购肿瘤免疫研发公司Forty Seven 。 Forty Seven为吉利德提供了一种中期免疫肿瘤资产以及两种临床前药物。这项并购让吉利德将其重心强化在肿瘤免疫学领域，也是吉利德重建中后期产品线的重要的一步。
新视角也常常带来研发管线的洗牌。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并购之后，通过研发管线的审查，一些研发管线会被释放出来。而这些被剥离的潜在的、有趣的非战略资产往往会被其他制药公司或新兴的生物技术公司瓜分，甚至一些新的初创公司会围绕着这些剥离资产展开研发。

早在2012年， Tesaro以700万美元的超低价格首付款从默沙东买下抗癌新药Zejula ，后获得了不错的临床数据，一举成为市值60亿美元的公司。
专注于阿兹海默症高风险药物研发的Axovant由500万美元收购GSK的AD“弃儿药物”而成立。

在武田、艾伯维、BMS的大型收购之后，许多风投和企业都将目标对准这几家公司，渴望从它们那里获得更多的授权许可机会。
小规模的并购也有助于更研发资产更有效的部署。
【「生物技术」超1万亿美元生物制药行业并购，人才、研发、资本大流通】受资本的限制，大多数初创公司难以进行广泛的二期或者三期临床。比如，初创公司由于资本短缺，不会在一个项目中运行6个并行的、不同适应症的二期临床试验；但显然，这些并行的临床试验有助于加速新药筛选和上市。
资金充裕的大型制药公司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多种适应症并行进行临床试验对它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这个时候，并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大型制药公司通过并购中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从而可以获得这些生物技术公司的优势资产，并为这些资产注入更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创新药物带给全球范围内最广泛的患者群体。
除此之外，一款新药从想法到上市，通常曲折而漫长。多年来，遇到临床上的失败从而被弃置的项目更是数不胜数。在这个时候，新药项目“坚定的守护者”或许能够力挽狂澜。
并购能够将新药研发项目交到项目本身“坚定的守护者”手里，从而让这些项目能够更好地发光发热。
新基的第二代JAK抑制剂fedratinib与其发明人John Hood博士，就是最强有力的证明。
fedratinib发明人是John Hood博士，开发权利最早归TargeGen公司所有， Hood博士则担任TargeGen公司的首席科学官和fedratinib的研发负责人。
2010年，赛诺菲5.6亿美元收购了TargeGen ，将Fedratinib收入囊中。
2013年11月，由于临床试验中出现了罕见的韦尼克脑病并发症， FDA叫停了fedratinib的临床研究，赛诺菲最终放弃开发fedratinib 。
听闻赛诺菲放弃开发fedratinib之后， John Hood新成立了Impact Biomedicines公司，几乎没付什么代价便从赛诺菲那里取回了fedratinib的开发权利。并通过详细的数据检查，发现韦尼克脑病副作用可能与患者的维生素B1缺乏有关，后续临床中可以通过补充维生素B1避免类似副作用的发生。
2017年8月， FDA撤销了fedratinib的临床暂停指令。
2018年1月，新基以累计7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Impact Biomedicines ，获得fedratinib 。
2019年8月，新基fedratinib获FDA批准上市。
近10年来，第二代JAK抑制剂fedratinib在四个公司手中辗转，从TargeGen到赛诺菲，再到Impact Biomedicines ，最终到新基。如非John Hood博士一直以来的坚持， “明珠蒙尘”的结局几乎是必然。